大爷爷两口子隔三岔五回一趟家，可住两天就被骂出来。二爷爷也偷偷骑车进了趟村，可还没进家门，车就被截住，扔到了坑里。麦子熟了，三奶奶回去收麦子，收割机都请好了，有人把这个老婆婆拦在田里:“你要敢收，俺就睡车轱辘底下。”

他们的尝试一次次失败，这让三奶奶很光火，她甚至有些抱怨两个兄弟没管好孙子，惹下祸端，连累了自家10口人。

在这场争端里，她觉得自己最无辜:出事时，她一个儿子在外打工，另一个儿子到尾声才出来“看了看”。她跟死者一家没有任何过节，甚至，她还是死者夫妻的“红娘”。

“毛主席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株连九族嘛！谁跟谁有仇，剁了包饺子俺都不管，可不要扯上俺这样没用的老婆子！”她抱怨说。

尽管如此，这个心直口快的老人仍然是这30多口人公认的“最勇敢的斗争者”。

老人去要了3回地。第一回在路上就被人骂回来。第二回，对方一群人拦着她，一个从后头抱着她的腰，一个从前头给了她两耳光。第三回，村里答应给她家8亩地，地都量好了，可第二天一下地，她看到死者的母亲和好几个人正在那块地里忙着撒化肥。她跟对方扭打在一起，当乡派出所的人赶到时，她和死者的母亲都躺在地里。她哭着喊:“俺犯啥法？不让俺回家！不给俺地！”

这期间，她找过乡政府好几次，她的开场白总是:“俺们几十口人要吃饭……”一位乡干部对她说:“地可以给你，没人给你量地，我给你量，可你要考虑考虑，我量了地，你敢不敢种？种了地，你能不能收？”

无奈之下，这个倔老太太去了周口市信访办，市信访办把材料转到商水县信访办，县信访办把信又转到乡里，乡里说:我们跟村里反映。

据三奶奶说，没多久，村里有人放出话来:“不管外面的官儿有多大，不论国法，只论家法，我们不让你进王寨，你就进不了王寨！”

三奶奶真的觉得大家怕是进不了王寨了，他们的财产大多被瓜分了，包括牲口、杨树、手扶拖拉机、缝纫机、电视机、抽水泵、压面条机、木工用的电刨机、家具、衣服……他们的房子，有两家被别人住着，其余有的被夷为平地，有的被刨去大半。三奶奶自家的房子就被人掏空了，只剩下一口棺材在屋里，那是她给自己老母亲准备的。

没人能说清这几家的财产究竟去了哪里。据死者的哥哥称，杨树被法院作价抵了1.5万元的赔偿。至于这几家的30多亩耕地，死者家属承认，他们占了14亩。

三奶奶一直想跟对方和解，甚至把要对死者母亲说的话，在心里念叨了无数遍。连和解的礼物都想好了:不能买点心和干果，怕人家怀疑自己下毒，要买4只活鸡，活的自然不会有毒，这才算诚心诚意。她还找了中间人跟她一起去向死者的哥哥说情:俺想找你娘说几句话，俺们从前没红过脸，俺回家了，会待(死者的)孩儿们跟自家孩儿一般重……但这些并不管用，她被轰了出来。

几位老人怎么也没想到，回家的路这么艰难。大奶奶在临死前终于回了家，尽管这个家早已家徒四壁，空空如也。

对方的辱骂声仍然没有放过这个病入膏肓的老人。一天深夜，大奶奶的三儿子从大连赶回来看她，老人吓坏了，哆哆嗦嗦地说:“你要还想俺多活几天，趁天黑赶紧走！”儿子在家里呆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这也是这个儿子10年间唯一一次进家门。

回家10多天后，大奶奶冷冷清清地死了，走时，身边没几个亲人。她留下的遗嘱是:千万别回家！即便在她的葬礼上，也还是有人追着送葬的队伍骂骂咧咧。几天后，二爷爷和二奶奶绕道来坟头烧纸:“你在家不敢去看你，只能来荒野地里看你。”

“大连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俺们还是想回去”

每天天不亮，二奶奶就出门在商水县城捡垃圾。出事那天，她左胳膊被打坏了，只能弯曲30度，这让她常常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值钱的铁疙瘩被别人捡走，而自己只能捡轻点儿的东西。累一整天，也只能换到几块钱。

跟这几个捡破烂为生的老人一样，在千里之外的大连市，在那里谋生的17个亲人中，有4个也干着与他们相同的行当。只不过，在河南商水，二奶奶盼望出门就能捡到白面，即使已经“结成了疙瘩”；而在大连，他们则在寒冷的冬天里希望能捡到一件羽绒服。

在大连的这17口人，都住在火车站附近，每天一抬眼，就能看到东北第一高楼裕景。巨大的电子屏幕向路人介绍:它将以383米的罕见高度，以14万平方米的空间，成为七星级宾馆、顶级豪华公寓……而属于他们的只是2米高、6平方米大的小窝棚，“进屋就上床，举手就撞顶”。

他们搬过多次家，甚至有一户人搬了10次。他们住过日本人留下来的老楼，也住过废弃的国企厂房，反正，住不上多久，房子就刷上了大大的“拆”字。搬家倒也简单:骑上三轮，卷着铺盖，塞上几件随身的衣裳、锅碗瓢盆就完事。

除了捡破烂，男人们也在市场上蹬三轮，卖烧烤，女人们在海边分拣虾贝。他们人均每月收入800元。10年来，女人们不舍得买海鲜，男人们不舍得买新衣服。

他们从没奢望在这里安家，上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想都不敢想”。除了觉得在火车站这样流动人口多的地方呆着“心里踏实”，在大连中山广场，看着花旗银行门口的大石狮子，都不敢靠近，“害怕，那不是咱的地方！”

“大连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俺们还是想回去！”女人们说。

事情甚至影响到了孩子。孩子们对村庄没有记忆，可他们还是愿意回那个大人们念念不忘的“家”。因为没有固定的家，这些孩子要么跟着捡破烂的爷爷奶奶，要么被寄养在亲戚家。他们几乎人人都有转学的经历，转学次数最多的一个，“一年换了五个同桌”。

还有的孩子，当年离开时没来得及报户口，到了上学年纪也报不上名。而一个叫浩浩的男孩，更是一生下来就是“黑孩子”。因为在大连给人刷广告的父亲舍不得花钱让妻子去医院待产，浩浩就出生在一处由废弃的没有窗户的黑厂房改成的临时住所里。接生婆只收了300块钱，可代价是没有出生证。后来浩浩的妈妈改嫁走了，孩子只好被送回在商水捡破烂的二爷爷夫妇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