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律师在会见邓玉娇后为她的遭遇悲伤得抱头痛哭。
下午2时30分接着会见邓玉娇，我进看守所的时候，张树梅还没返回。下午5时40分左右会谈结束，你们可以看到，我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找人，一看张树梅不在，感觉坏了。所有的希望全部落空，一下情绪就失控了，哭了出来，这也是我从业20多年来第一次。
我调整了一下，希望能赶快到邓玉娇家保护现场，但已经来不及了，后来听说，当天下午5时，张树梅已在警方的陪同下回家“拿了东西”，第二天张树梅说她21日当晚把这些重要的证据(邓玉娇的内衣内裤)全洗了。
没有取证权只能求助警方
记者:为什么21日当天没有封存这些重要证据？
夏霖:我是邓玉娇案侦查阶段的代理律师，我没有取证权，只能寻求巴东警方的协助。其实这是一个重大证据提取遗漏，你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怎么会想不到去提取？
记者:23日凌晨，巴东官方网站上宣布邓玉娇母亲与您解除协议，当时您知情吗？
夏霖:我如同被人打了一闷棍，我又不是政府部门请来的律师，怎么能由他们提出解除代理协议呢？
委托协议还没有解除
记者:您现在已经和邓玉娇母亲解除协议了吗？
夏霖:说是解除了，还没办手续。邓玉娇母亲应该来见我，要面对面地谈判解除？面都没见，怎么解除协议？
从21日中午到现在，我一直无法与邓玉娇的母亲畅通联系。23日看到解除协议的公告后，张树梅打电话给我说，这不是她的本意，要求面谈。那天，我就在这里坐着等，结果到了下午4时，她突然打电话说要解除协议。再后来就关机了。
如果邓玉娇母亲执意要解除协议，我也没办法。不过，她到现在也没和我联系，我还是邓玉娇的代理律师。我是事发后除警方外唯一见过这个女孩的人，我知道她的事情，知道了我就有责任，我要尽快救她出来。
这是20年来最难的案子
记者:您是怎么接下这个案子的？
夏霖:是北京法律界的一个EGO组织看到了这个案子。因为是刑事案，所以他们就推荐我过来了。
记者:这个案子难在哪里？
夏霖:这是我20年来碰到的最难弄的案子，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对手在哪里。
记者:有人说您接手邓玉娇案有作秀的成分，您怎么看？
夏霖:(吃惊地看了记者一眼，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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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杜安娜
编辑：
印权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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