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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羁押期间，余路平开始不断申诉。在寄给陕西西岳律师事务所高全义律师的一份长达16页的求助信中，他说：4月2日下午18时左右，刑警队和派出所的几名警察要他承认是他杀了亢某，他刚一辩解，脸上就遭到重重一击。一名警察把他拖过来拖过去，拳打脚踢，抓着他的头发在地上转圈。接着，几个人把他压在地上，脱下他的裤子，用皮带抽打他。他疼得实在受不了，把头往地上碰，一心求死，但警察把他的头一把拉起来，拿来一个可乐瓶放在他的头下，说：“就是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能，看你招不招。”后来，他被打得昏死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冷水中。
折磨持续到次日上午10时左右，余路平在口供上签字画押：“反正，他们说一句，我就说一句。”
其父余治安也说：“3月23日中午，我被带到刑警队。25日开始白天晚上连续审问，他们把我铐在暖气管道上，派两个人看着不让睡觉。用手打他们也疼呀，就用木板打，打我的脸，敲我的膝盖，让我交代事情。我说不是我做的，她跟我无怨无仇，一个女娃娃家，我为什么要杀她？后来，打得受不了，才说你们说是我杀的就是我杀的。刑警队的人把东西都写好了，一条条问我是不是？我说不是他们就打，我说是他们就不打了；还交代说，见了律师不要说被打的事。12天后，我才被转到了看守所。”
接到余路平的求助信，高全义律师几次向韩城、渭南两级检察院发出举报材料，反映余路平可能受到刑讯逼供。他告诉记者，自己曾在看守所见到余路平，余的手腕和脚腕上留有伤痕，但他同时表示，由于目前的审案程序所限，刑讯逼供很难查实。但高律师还是在举报材料中提出：“我认为侦破刑事案件，重点应放在收集客观证据上，只要有充分、确凿的证据，不怕犯罪嫌疑人不供述。”
2006年6月1日，陕西西岳律师事务所向渭南市人民检察院发出一份“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认定被告余治安、张秀芳和余路平犯故意杀人罪。公安部、上海法医鉴定机构，对韩城市公安机关送交的作案工具、衣物、血迹等材料所作出的鉴定结果均是间接证据，不能锁定3被告作案杀人。”
余路平则出示了几份鉴定结果给记者看，被警方认定的作案工具——一把刀口有点卷的菜刀和一个月牙扳手上，均没有余家3人的指纹，马甲上只有亢某一人的血迹，现场发现的烟蒂经DNA鉴定也不是余家父子扔下的。
同时，这份“法律意见书”还认为，此案对原告超期羁押，明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138、139、140、141条的规定，属程序违法：韩城市人民检察院移送渭南市人民检察院的时间是2005年9月21日，渭南市人民检察院先后退回补充侦查两次，每次以规定时限30天计算，两次审查起诉，以最长时限45天计算，超期羁押达3个多月，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有关羁押期限的规定。
被以包庇罪刑拘，证人李某至今仍“取保候审”
警方认定，2005年3月22日晚10时至12时是亢某的被害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内余路平在做什么？这一点至关重要。余路平曾供称，自己当时与合伙人李某在夜市卖虾尾。于是，李某被警方带走调查，先后做了5份笔录，被关押半个月后，家人交了1000元取保候审，至今仍未解除。
李某对记者说：“一开始，警察找我说了解情况，我就如实告诉他们，22日晚上，我和余路平、我女朋友在夜市上卖虾尾。3月天气还冷，生意不太好，余路平就跑到旁边去打台球，打的时间不短，中间还回来一趟。那地方大概离我几十米远，挺亮堂的，他又穿着白色的厨师服，很显眼。我还时不时看他一眼，因为我俩合伙做生意，但我只能打下手，他是掌勺的，万一有客人来，我还得叫他回来炒菜。后来快1点了，我们才收摊儿各自回家。”
李某还作证，3月20日晚，余路平确曾与亢某同居。“那是案发前两三天，亢某刚从家里到韩城，余家只有一间房子，住不开，我们4个（包括我女朋友）就到我家去住，他俩当晚就睡在一起。”
“没几天，我又被叫去录口供，我还是那样说的。后来就不让我走，说腾间房让我住那儿，来了四五个人审讯，说：‘余路平都承认了，你还不承认，你这是包庇。’就把我关了半个月。后来我家里交了1000元，才把我保释出来。”
当地警方对李某发出的“拘留通知书”和“延长拘留通知书”显示，正是在有关部门宣告破案当天，警方以涉嫌包庇罪刑拘了李某。随后，警方又认为李某“结伙作案”，对其延长拘留。
“自那以后，我干什么的心情都没有了。”李某对记者说，“如今余家人已被释放了，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一个说法啊？”
两次发回补侦，犯罪依然难认定
这件被移送起诉的命案，在渭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期间，却被发现疑点颇多。
“案件侦破中，最重要的是实物证据。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一个案子即使有口供，但缺乏必要的实物证据，就仍然无法锁定嫌疑人作案。”渭南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缑军杰表示。
“也就是说，根据口供，余家3口的犯罪行为应是环环相扣。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有一个实物证据链能够锁定其中某一人的犯罪行为，其余两人的犯罪事实就可推定。但到目前，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的证据，一个都没有。”
记者从相关方面了解到，本案采集的诸多实物证据，如精斑、血迹、足迹、凶器等，都无法用来最终推定余家3口作案的结论。比如，无论是在案件中的第一现唱—余家，还是第二现唱—杀人抛尸的公园后门处，都未能检出足以证实余家人作案的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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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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