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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代”教育的重心是“做人”

“富二代”教育对其父母和教育界来讲，都是一个新鲜话题。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卜林认为，对他们的教育，最主要是落实到“人”的教育上。因此，要从细节入手，在日常的教育载体中逐步引导他们树立起平和的心态，打消高人一等的念头，从学会做“人”开始，与他人、与社会平等相处。

“富二代”教育中最显著的困境是家庭困境。在不少富裕家庭，父母十分繁忙，很少有时间与孩子交流、沟通。其次是社会困境，“富二代”的零花钱多得花不完，衣食住行都有过量的供给，在同学中很难找到知己。

卜林说，教育好“富二代”是件不容易的事。在西方，富人们从来不会吝啬于孩子的物质消费，但在给予优越物质生活的同时，却格外注重时时处处塑造孩子的公民意识、独立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一点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并不是说所有的“富二代”身上都有炫富、任性、冲动等毛病。江苏是民营经济大省，不少企业也已到了培养接班人的阶段。卜林称，只有让“富二代”从小树立起积极而健全的公民意识，懂得爱与责任，将来才有可能融入社会，掌握“创富”的能力。杨玉梅

■记者连线

“要让孩子懂得付出和分享”

对话“小寿星”爱爱的母亲

为孩子举办这样一场豪华而特殊的生日宴会，爱爱的家长究竟是怎么考虑的，昨天下午，记者与爱爱的母亲进行了一番对话。

借活动传递爱的信息

问:为什么要做这样一场生日宴会？

答:我们是希望借这样的一场活动把爱的信息传递出去。我经常教育孩子，要懂得付出和分享，要对社会有责任感，要学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是现在我发现，很多家长已经习惯了把最好的东西都先给孩子，而孩子也觉得这是应该的事情，甚至连家里的老人都不懂得尊敬，我觉得这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孩子并非对钱没概念

问:爱爱出身在一个家族企业，生活富裕，听说曾经把压岁钱39.8万元捐献给灾区建幼儿园，是不是她对钱还没有什么概念？

答:其实爱爱对钱相当有概念，生日的礼金算下来有20多万，小家伙立刻就盘算起这些钱可以买多少东西帮助别人。这笔钱将用来购置一些药品、营养品、书籍、棉鞋等送到四川绵阳接近映秀地区的村庄。另外，我们本来定制了1万套棉被和棉衣裤，现在由于货源的关系，只有2500套盖被和垫被、7200套棉衣裤，目前这些已经由公司工作人员送往四川。孩子做这些其实是出于天性，就像四川地震以后的第5天，爱爱就和我一起赶到了四川。孩子非常明白她在做什么，所以很郑重得拿出从小到大的压岁钱捐到灾区，在映秀大坝边上建了一所幼儿园。目前这所幼儿园已经招生了，孩子特别高兴。她跟我说:“我是一个小分子，我就要发挥我一个分子的作用。”我听了以后很感动。

特地让孩子上普通学校

问:听说孩子的身体不好，是不是会对孩子特别的宠溺？

答:爱爱三岁半的时候，由于高烧不退去医院就诊，但没有想到竟然被确诊为白血病。我们家族就这么一个女孩子，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我当时根本无法相信。但是爱爱是坚强的，也给了我们信念。在做骨髓穿刺的时候，小小的爱爱就蜷缩在我的怀里，疼得满头大汗，但是就是不肯哭。她后来跟医生说，如果她哭了，妈妈就会哭。这个孩子特别懂事，得病到现在就没大声哭过，有时候疼得受不了就自己在被窝里偷偷地哭。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治疗以后，爱爱的病现在基本根治了，但是因服用药物还存留一些后遗症。天气一冷，脑部血管容易出现痉挛，所以暂时不能去上学了。但是爱爱也没有闲着，她经常会到老人院、儿童福利院等地方去做义工。四川地震以后爱爱已经去过5次四川了，她每次去都会帮忙干活，一点不怕苦不怕累，最重要的是，她从付出中感受到了快乐。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接受到平等、友爱的教育。所以我们放弃了原先送孩子去国际学校的想法，而选择了现在这所普通但氛围很好的学校。

生日宴奖品都有寓意

问:听说奖品有轿车、翡翠、笔记本电脑，为什么要设置这些昂贵的奖品？

答: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奖品可能很昂贵，但是我们看重的不是价值，而是寓意。比如说，特等奖是三辆轿车，寓意是前进。代表人生的道路也会遇到很多障碍，但不是遇到路障了汽车就不前进了，就要放弃了，而是要重新加油、修修补补还要勇往直前；我们的一二等奖都是翡翠，为什么设置了两个等级的奖项呢，这也是有寓意的。因为翡翠不是一般的石头，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但是最后的成色并不相同。这寓意生活也要经历苦难，有时候虽然经过努力了，但不一定达到你想要的，人要以平常心对待；三等奖是笔记本电脑、四等奖是派克金笔，都寓意要好好学习；五等奖是宜兴紫砂，我们不提倡孩子喝咖啡、可乐之类的，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喝茶，因为茶很清香，有淡泊宁静的寓意；六等奖是MP4，告诉我们生活中存在美妙的歌声，要热爱生活。

问:这场生日宴会对一般家庭的人来说可能会显得很奢华，甚至会遭受质疑，你怎么考虑的？

答:我们将它做成一个以慈善为主题的亲子活动是送给孩子的生日礼物。一方面，孩子因为身体原因无法上学，但是她十分渴望上学，渴望见到同学；另一方面，我们做事一直很低调，并不希望过多宣扬。

本报记者 王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