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列地铁就要开过来了，建设者们翘首以盼
1960年7月，时任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的苏达利柯夫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递交了一份照会，提出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自此，援华的几千名苏联专家带着他们的科研资料陆续离开中国。对于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面对苏方的背信弃义，毛主席气愤地说:“还不如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还有一点商业道德观念。”不过，支援北京地铁工程的苏联专家，并没有马上走。也许是出于合同的考虑，他们直到1963年才离开中国。但此时，中方技术人员已经明显感到，修建地铁的核心技术已接触不到。苏方已对中方实行了技术封锁。
令人感动的是，很多援华多年的苏联专家并没有像他们的政府那样，向中国关上技术的大门。他们抛却了政治上的分歧，以一个纯科研工作者的面貌继续帮助中国进行地铁设计和人才培养。曾任莫斯科铁道学院党委书记的那乌莫夫，1962年专门到北方交通大学免费为学生和老师讲了半年与地下铁道建设有关的课程。提起这段往事，当时还在交大任教的王梦恕感慨良多:“很多苏联专家非常敬业，他们是真正希望帮助中国做一点事情。”
就在技术人员们筹划着北京地铁蓝图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北京地铁下马了！
1961年，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受到重创。中央决定北京地下铁道建设暂时下马。铁道部随即下令撤销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只保留一个地下铁道研究所。一时间，参与地铁设计、施工的人们，风流云散。有人甚至传言:中央决定，地铁十年不上马。
对于那些为地铁花费将近十年心血的设计者们，这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们一直不相信，地铁的建设真这样无疾而终了。下马的日子里，留守在地铁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始终没有停止研究工作。
从中苏关系恶化伊始，中方就着手自主设计地铁的准备。1963年，苏联专家撤走后，北京地铁的设计工作没有丝毫停滞。大批归国留学生和我们自主培养的专门技术人才已经充实到地铁设计的第一线。地铁的设计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那时，无论是苏联还是西方都断言:“没有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人不可能修建自己的地铁”。但后来的事实，有力地回击了这种说法。
中国的地铁人们，等待着重拾地铁梦的那一天。
经过几年调整，国内的经济得到了好转。而此时，国际上却掀起了反华浪潮。1965年，中央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一直作为战备工程筹划的北京地铁。1965年1月，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被任命为地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1月15日，他与副组长万里、武竞天联名以《关于北京修建地下铁道问题的报告》上报中央。2月4日，毛泽东对此直接作了批示，“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时隔40余年，对于毛主席的批示，今天还健在的地铁人仍能流利地背出。
1965年7月1日上午9时，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开工典礼在京西玉泉路西侧两棵大白果树下举行。很多人回忆，那是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一条写有“北京地下铁道开工典礼”的白字红底横幅挂在会场上。市长彭真主持，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邓小平、罗瑞卿等出席了开工典礼。杨勇讲话，提出了地铁建设三条原则:“地上服从地下，交通服从战备，时间服从质量。”这三条原则始终贯穿于地铁一期工程建设的全过程。会后，年近八旬的朱德元帅亲自拿起扎着红绸的铁锹，为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破土。在现场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不过，出于战备工程的保密考虑，开工典礼当天，组委会只邀请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新影等少数几个新闻单位参加，并明确表示地铁开工典礼的消息不登报，只作为内参保留。
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就这样神秘地开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