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24日凌晨，北京申奥晚会现场，在得知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授予悉尼的刹那。 摄影 刘占坤

何振梁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为本刊读者题词。

兵败蒙特卡洛

"这张照片当时对我的刺激太大了。当时，第一次申奥，我在蒙特卡洛现场。回来以后看到这张照片，上面都是我的老领导，荣高棠同志、李梦华同志、王光美同志，还有其他一些演员，那种失落的样子，历史把它定格在那里。"至今回首这段往事，何振梁仍然双眉紧锁。"我感到，自己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第一副主席，又是申办陈述人，辜负了人民的期望。"

何振梁说，中国希望申办奥运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主管体育的时代，不一定很明确地提出要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中国一定要办大型运动会"的想法一直都有，首都体育馆即是为新兴力量运动会而建。

真正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申办奥运会的想法是在1979年3月。邓小平复出后，在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渡边孟次时，渡边问道:"明年中国是否会参加莫斯科奥运会？"邓小平回答说:"关键是要解决台湾的资格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不仅要参加，我们还要举办奥运会。1984年来不及了，1988年也许可能。"这段谈话记录传到国家体委，时任国际司司长的何振梁和大家一起受到极大鼓舞。

国际方面，萨马兰奇主席应邀参加中国1984年国庆大阅兵，何振梁全程陪同。何振梁回忆道:"一下天安门城楼，他就跟我讲，你们组织得这么好，完全可以申办奥运会。这刚好跟我们国内的想法一致。"

有了申办奥运会的想法，需要做好各方面大量的准备。为此，第一步，中国先是在条件基本成熟时提出申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何振梁作为亚运会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参与了筹办的全过程。"当时，包括奥运场馆的分布等我们在大体上都已有规划考虑。你看五棵松那块黄金宝地一直留着，那是周总理提出来的，将来一定要留给体育。现在的奥林匹克公园，也是在筹办亚运会时，就为了将来的奥运会完全留下来。"

1990年9月22日，亚运会开幕那一天，国家主席杨尚昆在接待来访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时，正式把中国希望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愿望告诉了萨马兰奇主席。在亚运会闭幕式上，看台上有观众拉开大字横幅:"亚运成功，众盼奥运"。

经过三年紧张有序的准备和艰苦奋斗，1993年9月23日，中国站在了摩洛哥蒙特卡洛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的陈述席上。

到达蒙特卡洛后，何振梁分析估算，中国有把握的约有40票，但必须要45票以上才可以确保。如果最后剩下北京、悉尼和曼彻斯特三个城市，中国就比较危险。而胜与负，差票就在两三票之间。

那天，蒙特卡洛下着大雨。按照抽签顺序，柏林、悉尼、曼彻斯特、北京、伊斯坦布尔依次向国际奥委会全会作陈述报告。第一轮、第二轮投票后，正是何振梁事先料想的最坏情况，剩下最后三个城市中，北京只领先悉尼8票，而曼彻斯特有11票。这时，虽然还未宣布最后一轮投票结果，熟悉国际奥委会游戏规则的何振梁，就已跟当时坐在他身旁的来自澳大利亚的国际奥委会第二副主席说，"凯文，看来你们要胜了，我向你祝贺。"

最后，装有结果的信封传到萨马兰奇主席的手中。"那次宣布又特别戏剧化。萨马兰奇来这么一手，先说感谢五个城市。北京按字母顺序排第一个，一听到北京的名字，大家就激动地欢呼呐喊。后来一连串的城市都出来了，最后宣布主办城市是悉尼，大家就目瞪口呆了。"何振梁当时心里虽然失望，但仍旧微笑着。他说:"面对的是全世界的镜头，我对自己说，你可不能表现出任何失落的样子，败要败得光明磊落，不要丧失我们的志气。"

何振梁认为，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失利，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一方面，那时，北京刚改革改放不久，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确实不如悉尼。加上东欧一些国家的"变色"、苏联的垮台，一些人对中国的未来也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保加利亚委员被吊销护照，埃及的老委员则因医生反对不能长途旅行，失去了铁定会投给中国的两票。后来，澳大利亚自己又曝出，投票前一天，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请两个非洲国家的委员吃饭，给每人一张三万五千美金支票，名义是支持他们国家的体育。何振梁说:"如果不出这些意外，如果公平竞争，结果也许就很难讲了。"

"永远的北京，不远的奥运。"回到北京首都机场，何振梁没有想到，迎接他们的竟是手持鲜花、打着红色横幅的1500人欢迎队伍。"我们不是凯旋之师，却受到如此隆重热烈的欢迎。这让我看到中国人的坚忍不拔，暂时的挫折绝不能够把我们的意志挫败。标语上的这句话一直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里。申办没成功，但我还是继续做我的工作，因为我坚信，奥运我们一定还是要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