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知道当时很多人都在同您联系，想做自己的口述史，后来为什么只做了那几个人呢？

唐德刚:国民党那时流亡国外的有几百人，他们都想做自己的口述历史，因为美国人给钱。宋子文找过我多次，宋子文我并不认识，但他知道我，我也想做宋子文的，他是多重要的一个人！他和顾维钧差不多，都是英文比中文流利，批公文都是“OK！”不像其他官员，“准”或“不准”。宋子文和顾维钧是桥牌伙伴，他告诉顾也想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说想找T.K.Tong。顾先生跟我提这件事，但我没办法，在哥伦比亚我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主持政策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给宋子文做口述史，哥大会给宋子文、胡适和顾维钧同样的报酬吗？

唐德刚:不同的。它衡量每个人值多少钱、你有没有钱。美国人也知道胡适可怜，像他这样的人不能死在美国吧？那样就成了美国的大笑话了，所以他们一定要给胡适薪水。我跟哥大讲好了，给他3000块钱一年。胡适高兴死了，那时候3000是笔巨款。所以胡适和我两个人合作，他说“你怎么着都好”，我要他签字他就签字。（李宗仁呢？）一个铜板没给，他有钱！但胡适是穷人，everybody knows。顾维钧也没给钱。

我还要提到一个人是陈立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做过院长，蒋介石的左右手，他是蒋介石的family member，但国民党破产，台湾也讨厌他，只给他一笔路费把他赶到美国来。他后来真是吃饭都成问题。

我后来到大陆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词，但我在北京就说，陈立夫可不够资格，他过得还不如我，我也不是陈立夫的什么人，我讲老实话嘛！

三联生活周刊:大陆很多人都认为，您没有给张学良做成口述史是个很大的遗憾，您怎么看这件事？

唐德刚:我跟张学良很熟，但我跟他接触后发现，他的话我可以听，但张学良的书我不能做。你不做这一行你不知道，这个张学良是大而化之的人——你要听我的话，做学问，我是排长，你是小兵——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你不能校正他。他的录音现在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像我跟胡适合作，我写，你读，所以胡适留在哥伦比亚的原版录音带，“I am appointed the ambassador……”其实是我的稿子，胡适照着念的。

但跟张学良不能这样工作。我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

他说:“你知道什么？！”他是少帅，我连少尉都不是，所以他说:“你要听我的话！”

我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

“什么笑话，我讲我的故事，有什么笑话！”

我跟张学良说，汉公，你这个事情记错了，他说:“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了！”你的事情装在头脑里，你的头脑有多大？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顾维钧那么仔细的人，还有错，何况张学良？搞口述历史如果没有相当经验，没法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