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克伦茨先生，我是中国青年报和青年参考报驻德国特约记者，很高兴能够采访您。

克伦茨：我知道《中国青年报》。我曾经在前东德会见过中国青年报的一位总编，他是个大个子。

我在1989年首次访问了中国。我记得原计划5月访问中国，那年10月1日晚上，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许多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同志，我还同邓小平同志谈了话。

记者：当时我正在东德，每天都可以在电视中见到您。

克伦茨：是啊，有些中国同志可能不十分了解当时的局势和我们的做法。我去年写了一本书叫《1989年》，我在这本书中详细地描写了每一天的经过。我们当时确实是想保留民主德国，我们并没有出卖东德，并不想拱手交出东德。但是，当时的中东欧完全是另外一种气候，如果采取其他做法，肯定会导致一场内战。东德没有中国那样的地位和实力。我要说：当时已经回天乏术。

我在《1989年》中强调过，西德国家政策在对前东德领导人进行政治清算方面起到了非常不光彩的作用。西德政治家曾经许诺说，大多数人不会因为曾经担任过东德干部而受到惩罚，受到法律制裁的只会是少数几个人，而且不是由于政治原因。但实际上，他们搞的统统是政治案件，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政治行为。

在此之后，一系列案件开始审理。先是针对总书记昂纳克，尔后是国防部长凯斯勒、总参谋长施特雷列茨。下一批案件将是针对前政治局委员、卡尔·马克思市党委第一书记西格弗里德·洛伦茨、前政治局委员、哈雷专区党委第一书记约阿希姆·伯梅，以及前边防军各级指挥官……国防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受到过审判，国防部的所有副部长都蹲过监狱。现在，前总后勤与装备部长戈尔德巴赫上将等至少5名国防委员会成员仍在服刑，凯斯勒大将、施特雷列茨上将去年出狱，边防军司令鲍姆加尔滕上将刚刚出狱。

现在仍在服刑的前东德政治局委员有3人，除了我以外，还有京特·萨博夫斯基和京特·克莱伯。前党中央安全部长曾经被判刑两年，现在已经出狱。许许多多边防军官兵曾经锒铛入狱。我认为，政治迫害至今仍然没有结束，这是侵犯人权的行为。当年依照东德宪法保卫东德边境的行为，不应视为违法行为，当年东西两德之间的边界并不是德国内部界线，就像是萨克森与巴伐利亚的州界一样。实际上众所周知，这是一条军事战略边界，是苏联与北约之间的前沿防御线，是两种政治制度之间的分界线。现在起诉我的罪名是，我从1984至1989年任政治局成员，而在此期间边境地区一共死了4个人，所以我对这4人的死亡负有法律责任。

记者：请问，您目前在监狱里的生活如何？

克伦茨：我先是被关入哈根费尔德监狱，这是一所四五年前刚建的新监狱，关的是一些长期服刑后即将出狱的犯人。我住的是一个4人囚室，另外3人是外国青年刑事犯，他们的罪名好像是偷窃，也可能是贩卖军火，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他们对我很不错，就像“战友”一样。

有一天来了很多记者，抢拍照片，我突然被送进一辆重犯囚车，里面黑黑的，没有窗户。我被转到了普吕岑湖监狱，关到了6米多高的大墙内。普吕岑湖监狱很大，有过黑暗的历史。它始建于19世纪，曾经关过威廉·李卜克内西等知名人士，在纳粹德国期间曾经枪杀过3000多名反法西斯战士。

刚入狱时有记者问我：“你现在有什么感觉？”我对记者说：“我感觉自己不是刑事罪犯，而是政治犯人。”在德国，只要谁说自己是政治犯，就会被送进医院作心理检查，因为德国在理论上是不存在政治犯的。于是，他们就派心理医生给我作检查，而且还要医生判断我是不是有暴力倾向。他们问我，是否想重新恢复东德？我说：“柏林墙已经没有了，军队已经没有了，我怎么可能恢复东德呢？”他们想方设法要证明我不是政治犯而是刑事犯。许多朋友对此表示抗议，包括前苏联的许多同志。俄罗斯国家杜马曾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德国停止对东德领导人的刑事迫害。这些做法显然起了些作用，后来司法部门不得不把我从那个老监狱转入一个10年前建的新监区。

记者：这么说，您已经两次转监了。可是媒体上并没有透露第二次转监的细节。

克伦茨：是的，这一次做得比较谨慎，他们不希望引起媒体关注。这样的结果对我来说也比较理想，省得记者们成天围着我。只有这样，我才可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找到工作，我就可以成为自由服刑者，而自由服刑者每天从早到晚可以在监外活动13小时，只是每天晚上必须回到监狱。

记者：我的印象是，您的健康状况还是不错的。

克伦茨：是的。我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多工作了。我现在每天在监狱里都坚持跑步，每天早晨跑将近4公里，昨天是周末，我跑了几乎12公里，用了1小时1分30秒。我在东德期间就喜欢跑步。

记者：周末您可以回家吗？

克伦茨：不，周末我只能在监狱里度过。如果我找到一份工作，有时就可以在周末回家会客了。现在我通常是5点45分起床后开始跑步，然后洗漱淋浴，在囚室内用早餐。之后，或者写东西，或者看书报，更多情况下是写信。有时我也被邀请吃饭，比如东德最后一任驻华大使贝特霍尔德曾经邀请我到他家吃中餐。

记者：他的中文说得非常好，是一位中国通。

克伦茨：是的，我了解他。他在中国学习和工作过。我要强调，当年东德的外交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外交能力十分出色。但是，这些外交官在统一之后都没有被根舍录用。

记者：您对中国的情况关注吗？

克伦茨：是的。我自小就对中国充满兴趣。1951年我还是一名少先队员时，参加了一次大型国际少先队聚会活动，当时中国刚刚成立两年，就派来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那是我第一次跟中国人打交道。

我也读过毛泽东著作。他能够用十分简单的语言解释许多问题。毛泽东著作往往能够引起我的独立思考。到了60年代，两国关系进入比较紧张的阶段。这并非与中国或东德的政策直接有关，而是因为国际大环境的变化。那个时期我正在莫斯科中央党校学习，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后来到了1984或1985年，我再度对中国问题密切关注，首先就是因为1983年的中国青年报社代表团的来访，当时他们是作为中国大使馆的客人来东德的。在这之后，我受昂纳克同志的委托会见了多个中国代表团。

记者：那时东德与中国的关系……

克伦茨：那时，戈尔巴乔夫与昂纳克的最主要分歧并不是民主化问题，而主要在于两点，一是东德与西德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二是东德与中国的关系。当时的苏联同志包括苏联外交官们私下曾经说过———当然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东德与中国的关系不可以超过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德国统一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可以超过苏共与中共的关系。这就是当时苏联领导人的立场。这个立场在戈尔巴乔夫1985年捎给昂纳克的一个口信中再一次得到了重申。

记者：如果能重新选择，您会如何处理十年前那场危机？当时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克伦茨：即使在10年后的今天，也很难……

记者：您在十几年前接待过我报总编，今天对我报的读者有什么要说的？

克伦茨：我祝愿中国的青年一代肩负起责任，一定要时刻提高警惕，这个世界是十分复杂的，我相信中国的红旗是不会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