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莉斯汀越说越生气：“那么小的孩子，那么长的时间，没有爸爸妈妈，过着军队一样的集体生活，接受共产党什么领袖主义国家乱七八糟的观念——这些孩子长大——”

“长大得很好，我觉得。”考夫曼打断了克莉斯汀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孩子们在托儿所幼稚园里过团体生活，可以学习合作、容忍、谦虚……种种美德，那是西德小孩没有的美德。”

女主人一个劲儿地摇头，“喏，你看那些用汽油弹攻击外国难民收容所的东德青年，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从小在托儿所长大，没有来自父亲母亲的呵护、温暖，集体教育只教他们服从，所以一旦自由了，没有党在指挥他们，没有警察在监视他们，他们就杀人放火了……”

大概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克莉斯汀为客人又斟了一点酒，可是嘴巴不停：

“你别生气，我可是说真话。我觉得，一个一岁不到就被送到托儿所去的小孩，长大了一定头壳坏掉不正常！”

考夫曼不动新斟的酒，只是冷冷地，从鼻子里发出丝丝的声音：

“这么说的话，我们新邦一千七百万人都是头壳坏掉的怪物了！”

克莉斯汀不说话。

我愉快地保持静默。

我们就那么僵坐着。在小冷镇一个小小的厨房里。

好朋友米勒

一个身材高大、头半秃的男人背对着我们，弯着腰，正在擦车。

“就是他，”卡斯纳缓缓把车靠边，“米勒，小学同学。你看，头比我还秃！”

米勒转过身来，很爽朗地笑着，热情地伸出大手。

“这两年啊，”我们并肩走着，“两年里的建设比四十年还多哟！”

四十九岁的米勒，曾经当过小学教师；曾经坐过一年牢，因为他拒绝入伍；曾经是东德大电脑厂的一个小主管。

我们站在一户人家院子外面。冬天，叶子落尽，树篱因而空了，露出院子里一堆小山似的黑煤。煤堆旁，摆着个像防空洞那么大小的铁罐。

“这是液态瓦斯，”米勒指着大铁罐，“渐渐的，煤就要被淘汰掉，我们就可以呼吸新鲜一点的空气。”

米勒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眼袋，看起来人很疲倦。

“我还在电脑厂上班，不过只上半天。下个月，大概就要走路了。”

多少人要跟着走路？

大概有五千多人。

退休金呢？

什么退休金？每个人头给三千块，我在这厂干了十五年！人家西德人的退休金还是遣散费——我也不知道这该叫什么——比我们多好几倍。

“嘿！”卡斯纳突然插进来，手臂搭上米勒的肩膀，“老朋友，你不怪我直说。西边人退休时领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他平时一点一滴存起来的，是他流汗工作的收获。不努力的人照样没有。德东人领三千块钱当然是少，不过，你要想想，米勒，要多的话，谁来出这笔钱呢？西边人负担已经够重了！”

米勒尴尬地搔搔头，自我解嘲地，喃喃地说：“是嘛是嘛，谁来出这个钱？”

一直默默走在旁边的米勒太大笑着打岔，“我看哪，昂纳克的共产党应该出这个钱。他欠咱们的。”

“哦——”我转头看她，“所以您认为昂纳克该受审判？”

米勒抢着说：“那当然。他把我们害得多惨。我今年五十岁了，马上要失业，你要一个五十岁的人重新去做学徒不成？我最近常做梦……”

高处一扇窗户打开，一个女人倚出窗口，奋力抖动着被子。

“梦里老在想，怎么这革命不曾早来个十年？早来十年我才四十岁，一切都还可以重新来过，现在呢？”

窗户关上，一只大胸脯的鸽子拍拍翅膀，停在窗沿，往下俯视走动的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