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尸体船主打破道德底线

在我看来，湖北荆州事件中，打捞尸体船主的行为完全违背了道德底线。不要说“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被践踏了，我看任何主义都不能容忍他们的行为。这些人的道德比“大场合围观者道德”要卑下无数倍。

在当时的情形下，有大学生下跪求救，且打捞船主最有条件施救；如果不救，社会压力非常明显，但他们还是不为所动。这种情形，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心理学实验也不容易发现。这种现象发生在我们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国家，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依我理解，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应该是超越“大场合围观者道德”、崇尚高尚和牺牲的价值。这种价值在任何国家都会受到赞扬。任何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国民超越“围观者道德”，做一个前述第二种类型的高尚的人，不惟社会主义如此。

有人说，打捞船主的道德是市场经济的原则，我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当然是等价交换，而交换的反复进行必然在社会上产生诚信的社会风尚。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前提是尽可能地降低交易的成本，其中包括道德风险产生的成本。所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会支持道德完善的。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许多事情做得很好，但并不是靠市场交换。这也包含了一种信念:世界上总有些事情是不可交易的。由道德底线确定事情不可交易；超越道德底线以后，如果用交易的办法确定一个人给共同体的贡献，也谈不上高尚。一个共同体为个人服务，个人给共同体“纳税”，这里头有了守法公民的义务，谈不上高尚。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公民参与各类共同体，并可能向它们作出财物贡献，堪属高尚之举，其中，并没有金钱交易的含义。

如何守住道德底线

前面已经说了，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社会，大部分民众的道德能超越“大场合旁观者道德”，有一点高尚的情操。至少，我们绝不希望有很多荆州打捞船主那样的无良之人。动辄张嘴要钱，做任何事情都要看钱多钱少；如果没有钱，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人少吗？从最近舆论看，这种人不少。荆州打捞船主在小场合之下不仅做了“旁观者”，突破了道德底线，还出言恣肆，以为社会道德标准向着自己，向社会良知发起挑战。我们的确应该认真思索，究竟为什么道德底线被重压在了金钱之下？

首先，我以为需要反思我们体制方面的弊端。我们国家缺乏自治传统，相应地，有些人也缺乏共同体的责任感，特别是缺乏家庭之上的社会共同体责任感。特别在改革开放前，公权一统天下，满足了心理学实验中的“大场合旁观者道德”存在的条件，滋养了人们依赖公权解决一切公共问题的心理倾向。公权过度扩张，不是在培养人们的公共意识，相反，却助长了人们推卸责任的小民心态。在社会自治程度比较高的情形下，人们的公共责任有了大小之分，而不会总是存在雷同的“大场合旁观者道德”发生的条件。改革开放使我们在竞争性的经济领域有了分权和多元化，但公共领域的分权程度还比较低，而道德问题正发生在公共领域。所以，深化公共领域的改革，不断增强社会的民主程度，尽可能地下放过度集中的公共权力，广泛推进社会自治，有利于人们的道德升华。

其次，鼓励国民守住道德底线，并争取做一个高尚的人，需要一个社会集团来起示范带头作用，而不是仅仅树立少数几个模范人物。从一些社会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国家看，公共部门的官员最应该发挥示范作用。在官员集团中，不仅仅应有少数几个焦裕禄、任长霞式的观赏形象，而且应该让整个官员集团在总体上成为高尚行为的示范，至少，他们应该是能守住道德底线的人。然而，在目前形势下，人们似乎不敢有这样的奢望，只要官员们不搞腐败，民众就要烧高香了。毋庸置疑，教育官员克服官僚主义，不搞腐败，至少做一个守住基本道德底线的人，有助于匡正社会风气。

最后，我们还要充分认识到惩罚失德行为的意义。对于“大场合旁观者道德”，社会舆论不应该熟视无睹，而应该提倡人们提升道德底线，尽量做一个有点高尚情操的人。对于“小场合旁观者失德”行为，社会应该谴责，影响恶劣的应该给予惩罚。失德行为发生在公务人员身上，应该给予重罚。

在以上三个方面要获得进步，可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我们的社会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我们的国民道德也处在历史转变过程中。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道德标准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我们认真做事，特别是政治家们不遗余力地推进社会改革，我们的目标就会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