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迪拜危机带给我们的三大警示

日前，迪拜宣布推迟还款引发全球对其债务违约连锁反应的担忧。尽管迪拜债务风险尚不足以引发全球第二波“金融海啸”，但是一个人均收入30000多美元、全世界最有钱的地区，何以陷入负债累累的境地，它所带给我们的警示却意义深远。

警示之一:扩张国家信用将带来难以预见的风险

国家信用是金融体制的最后依托，迪拜的偿债危机在性质上等同于冰岛和东欧等国家的信用危机。一般而言，在所有的投资风险中，主权风险是第一位的风险，一国境内任何机构的评级都不能超过该国的主权评级。迪拜世界的债务高达590亿美元，占迪拜债务的74%，日前用来衡量主权违约风险的迪拜的主权信用违约互换(CDS)产品价格大幅飙升90个基点升至530点。迪拜的主权信用风险水平已经升至全球第五超过了冰岛和拉脱维亚，出现主权违约的风险极大。

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中政府的守护能力一直在经受考验，从冰岛到波罗的海国家，从东欧到美国，这些国家的国家信用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这次金融危机一个有别于以往危机的新特点就是通过政府的高杠杆率来支持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伴随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家庭负债向国家负债的回归，全球各国政府的债务规模激增。据英国《经济学人》统计，目前全球政府负债已突破3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日本与西欧国家负债最高，未来引发全球性债务危机的风险不容小觑。

警示之二:新兴市场要遏制流动性泡沫和资产泡沫

从全球金融危机史看，短期资本流动与债务危机存在高度相关。事实表明，20世纪初以来，在国家、区域及全球级别的外债危机发生之前往往会出现资本流入的激增。

危机之前，迪拜一直是全球流动性青睐的价值洼地和掘金圣地，巨大资本流动性的积聚大大加快了迪拜资产泡沫化的进程，小小的迪拜成为拥有全球首家七星级帆船酒店和各类奢华绝伦消费品的财富积聚地，迪拜的泡沫日益从“经济增长型”向“金融推动型”转化。然而在国际资本逃离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资产大幅缩水、房地产市场低迷、银行放贷停滞、大型项目停工，再加上能源价格重挫、债务飙升，迪拜的经济泡沫正在破灭。

当前巨额的货币创造已在2009年表现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资产和不动产价格的大幅上升，财富幻觉不仅掩盖了经济的深层次矛盾，也加大了经济复苏与资产价格泡沫升级之间的矛盾。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在应对流动性时已明显表现出局限性、滞后性和被动性，货币政策的顺周期特征也不足以应对流动性和资产泡沫，这可能使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重蹈迪拜后尘。

警示三:调整结构失衡才能化解危机的深层次根源

不过从深层次讲，迪拜危机是结构性危机而非输入性危机。迪拜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在“后发效益”的基础上以丰裕的石油资源为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以资源出口、刺激国际资本流入，并带动整体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为迪拜经济带来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蕴藏着重大结构性风险，由于石油资源产业的前向和后向关联度低，产业链较短，严重依赖国际资本，迪拜的负债额占其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107%，这使得经济内生性极为脆弱，凸显出“高出口、高举债、高外资”特征。

迪拜危机再次证明大危机需要大治理，就危机的性质而言，需要的不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的局部调整，而是全球经济结构的总调整。当前全球经济结构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全球各国在产业链分工上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现在人们多数关注危机中的中美失衡，事实上，中东国家的失衡也是全球失衡的重要表现。在国际社会大分工的前提下，资源禀赋的相对优势往往决定了一国的经济结构。在全球化浪潮中，分工将全球主要经济体划分为三类国家: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等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在超常繁荣的全球化背景下，发达经济体、发展经济体就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两级。发展经济体靠输出商品、劳务和资源，创造了大量的“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形成了垂直型国际分工格局和“美元－石油美元－商品美元”的三角关系，使全球供需体系和产业链维系在“脆弱的均衡”上。当利益失衡严重阻碍全球经济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时，就会出现这种强制性调整。

对于中国而言，此次危机的最大机遇就是实现结构的调整。如果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不解决，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就是必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以及外贸结构都面临着系统性调整的需要，同时在金融资本主导世界的今天，中国也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经济的实体层面和货币层面相统一的框架来积极应对流动性、资产价格的波动周期，中国能否在这轮流动性泡沫阻击中胜出是未来的最大考验。(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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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迪拜危机表明全球经济危机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