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99年“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的通过，商业银行、保险、证券和房地产按揭业务之间的壁垒被撤除了，对冲基金、私募股权集团、杠杆工厂、按揭池、货币市场基金、财富管理公司以及非银行抵押贷款机构等俗称的“影子银行体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影子银行体系改头换面地粉墨登场，形成了美国金融服务业的“狂野西部”，已取代共同基金和养老金行业成为新的美国社会财富中心。

从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管窥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骇人听闻的规模和不为人知的实力。从2007年全球广义流动性的估算看，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占流动性的78%，相当于世界GDP的964%；创造的证券化债务占流动性的11%，占世界GDP的138%。随着金融衍生产品和证券化债务的推出和流行，欧亚的产品出口国和中东等地的石油输出国的资金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流入美国，2007年美国吸收了全球近一半的资本流入。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对冲基金成为两党多个候选人的主捐款人。例如，奥巴马的主捐助人是位于芝加哥的对冲基金Citadel Investment Group。参议员爱德华兹的主捐款人是对冲基金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参议员多德从SAC Capital Partners得到了其早期竞选资金的一大半。这标志着对冲基金已经执美国乃至世界财富之牛耳。

简而言之，“影子银行体系”，成为几乎没有受到监管、税率最低的“狂野西部”，引致了美国社会规模空前的财富转移，但是对冲基金等“影子银行体系”对美国GDP的贡献无从得知。因此，虽然美国经济数据可信度成疑可以定论，根据满足感修正和通货膨胀数据来判定美国GDP被抬高的结论难以判断。

对美国经济衡量方法

调整时机和动机的质疑

对CPI和GDP衡量方法的修改，1990年代初起由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波斯金开始推动。对CPI颇具争议的重大修改，在1997-1999年间以掩人耳目的方式完成。当时人们沉醉于牛市的快感，被国会弹劾克林顿的“莱温斯基”事件所吸引。

CPI一篮子商品的替代做法，在1990-1992年深度经济衰退期间开始实施，当时很多人领取食品券或者到慈善救济处就餐，或以垃圾食品或者罐装食品为生。格林斯潘等以此为借口，把这些价格低廉又不会涨价的商品，置换到衡量CPI的一篮子商品中。但是，1958和1974 年前后的经济衰退要深重得多，美国政府却没有改动CPI的衡量方式。

同样，在1990年代采用满足感修正的做法也受到质疑。大众产品质增价跌的情况从1950年代就开始了，例如空调、飞机客机、汽车变速箱、彩色照相机等，都曾带来了消费者满足感的跃升。

质疑者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和最低工资标准都和通货膨胀指数挂钩。压低CPI，能够减少对美国退休者的社保支出，同时尽量减少基于生活水平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以降低政府赤字和提高企业盈利水平。Gross认为，压低CPI和抬高GDP，有利于美元资产对其他国家和投资机构的吸引力。这包括货币和美元挂钩的国家，用美元计价的石油生产国，有巨大美元储备的各国中央银行，拥有巨额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等。

相比之下，曾任尼克松白宫战略家的Kevin Phillips的认识更深刻。他认为，对美国经济衡量方式和经济数据的调整，是影响美国普通民众和世界各国投资美国金融市场的心理的战略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将这一现代操纵投资心理的金融隐学体系称为牛市学（Bullnomics）。牛市学的其他重要组件还包括，把市场描述成神圣万能的崇拜市场的正统经济金融理论学说，和美化美国体制的宗教教义等。他指出，金融寡头在操纵社会财富方面肆无忌惮，政治家们罔顾社会公平和全球经济平衡被严重扭曲的现实，将会给美国式资本主义造成无可弥补的缺陷和无可挽回的信誉损失，并把全球拖入空前危机。这样，他把美国官方对经济数据的操纵和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联系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种角度考虑，才可能理解格林斯潘和波斯金多年处心积虑调整经济衡量方式和经济数据的行为。

启示

以上分析揭示了一条美国社会财富和国际资本持续而空前集结的路径，即从普通民众到金融寡头，从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向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从欧亚出口国和石油生产国到美国，从传统金融服务业向影子银行系统。当前美国社会的财富和国际资本，正日益集中到一些美国无意严格监管、外界无从了解的影子银行体系中。

调整经济衡量方式和修正经济数据，以掩饰美国实际经济运行状况的做法，掩盖了普通民众和金融寡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传统金融业和影子银行系统之间日益失衡的财富分配关系，无疑有利于促进和维护这一财富集中的进程。

这种世界财富在冷战以后日益向美国核心金融集团的集结，已经推动美国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这导致美国国家经济管理的目标，从传统的基于实体经济的生产价值创造转向更虚拟的财富净值管理。保证财富存量集中和财富净值最大化，超越传统的GDP增长率、通货膨胀控制和就业增长，成为美国国家经济管理的首要目标。这样，就像一个上市公司专注于市值的最大化而精心做账，美国对经济衡量方式和经济统计数据精心的利己调整也无可厚非。

然而，这一财富集中的进程难以为继也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由于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与金融衍生品和证券化债务的大规模流行，美国普通民众的资产主要以证券和地产为主，但随着美国经济重心日益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传统产业的就业机会日益通过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包转向美国境外，一般民众既缺乏相对高的制造业收入，也无法再用借贷来维持其资产增值，于是出现了房贷断供等情形，引发了次贷危机。

在金融战中，资本就是军队。老谋深算的格林斯潘在1990年代初就开始主导调整经济衡量方式和经济数据，推动过去长时间国际资本和美国社会财富向少数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集中，等于美国早就悄悄完成了战争的资源动员和战略布局，使美国在当前金融危机中从战略上处于以逸待劳的有利地位。因此，金融危机绝对不是所谓的市场机制偶然失灵错乱的结果。

而且，包括欧洲和日本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仍由银行主导金融体系，而美国金融服务业已完成了从银行保险，到共同基金和养老金，再到对冲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的代际变迁。这使美国相对于欧洲日本形成了压倒性的金融代际优势。这是这次美国能够用次贷等金融衍生品愚弄其他国家，并胸有成竹地发动金融危机的实力基础。这种代际优势，一方面使Phillips预言的美国衰弱在短时间内还不会到来，另一方面美国实施金融战略欺诈导致的国家信用丧失，也将影响深远。总体上，依托其一超独强的国力，美国深谋远虑的金融战略策划和实施能力，无疑是值得面临金融危机深化蔓延的世界各国警惕的。

最后，从美国财富净值管理的目标来看，美国会尽量避免类似大萧条的全面社会财富蒸发，而是会相当程度地维持经济泡沫，通过局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轮番深幅调整来达到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