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披露的三鹿事件中被记过的两官员异地升迁（任职），引起舆论义愤。今年3月被中纪委监察部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早在去年就已调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而因三鹿事件受处分的另一名官员，今年3月被河北省纪委、省监察厅给予记过处分的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早在去年11月就调任邢台市市委副书记，并在今年1月当选邢台市市长。

持续半年之久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所引起的公众生存不安全感和对企业、政府的不信任感仍未熨平，在事件中承担责任而被免职的官员旋即上任，这样的消息当然会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弹，产生被欺骗的感觉。倘若失职的官员不能获得惩治，倘若这样举国震怒的恶性事件，最终处理结果尚且被如此敷衍了事，那么到底还有什么事情，会被认真对待，认真处理？这种充满情绪偏见的结论听起来令人不安，但却是民众普遍的真实感受。这样怀疑下去，民众便只有更加愤怒、更加不信任。

这种负面情绪明显是一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必须消除。但是不幸的是，类似事件一再发生，让民众总有新鲜的养料可以维持这种愤怒和不信任。黑砖窑事件的责任官员，不久就被发现复出了；贵州瓮安事件被处理的官员，也复出了；更早以前，彭水诗案中的官员也复出了，吉林火灾事故中的责任官员也复出了……责任追究过了，民众的注意力转移了，官员便复出了———现在更进一步，责任追究的程序还没完成，官员已经先高升了！

三鹿奶粉责任官员异地升迁，可能还没有免职官员很快复出那样严重。因为，鲍俊凯被记大过，但是并没有被免职，即使没有被调往异地，也还是照样可以做副司长；刘大群也是一样，被记过之后即使不去做市长，也照样可以继续做农业厅厅长。当然，鲍俊凯如果不是抢在处分生效之前调职，就无法升迁———这个精彩的时间差令许多人感到眼界大开，原来还可以这样！不过刘大群就不同了，他被记过之后照样可以去刑台做市长，没有任何法令或条文不允许他平调。

实际的情况是，刘大群和鲍俊凯被记过和记大过的处分，本来就不是很严重———这处分本身对官员的现实利益影响很小，不过是在短时间内不能升官而已。当然，刘大群和鲍俊凯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应该被予以怎样的惩戒，民众并不掌握信息，也无从判断。只是，这样的巧妙升职让人清楚地意识到，刘大群和鲍俊凯仍然是被官员调配机构信任和重用的干部，他们仍然在承担重要职责，或者说他们仍然掌握着重要的公权力。而公众对这两位官员所知的全部，就是他们对三鹿奶粉事件负有责任，自然会简单地认为他们不堪信任，不该再出任公职。

也就是说，官员复出和异地升迁引起公众极大恶感但却在官场频繁出现，有一部分是因为组织部门任用干部时所掌握的信息和公众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同的。可是，既然民众的愤怒是由于不了解情况，为什么不能公开信息，让大家都感到合理、感到放心和满意呢？有关部门，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提拔一个刚刚在重大事故中负有责任的官员呢？这个决定是如何作出的呢？能不能把这些信息全部公开呢？

有人建议建立一个透明的官员复出机制，呼吁形成一个公开透明的官员聘用机制。其实这个透明，党和政府本来也一直在提倡，现在凡事都讲“征求意见”，可是没有人知道那些被反映上去的意见都在决策中起了什么作用，现在凡事都有“公示”，可还是没有人了解，那些公示中宣布的决定，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力量制衡与较量的结果。其实所谓的“透明”，不过是希望公众的目光能够贯穿行政行为的始终。可是，权力怎么会自愿暴露呢？没有权力的目光又能够看到什么呢？民众总是不明真相，所以很容易以为自己所知的那一点就是全部真相，所以总是很容易愤怒。民众总是不明真相，就是这件事本身，也让人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