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沧萍 谢楠

邬沧萍 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中国人口学、老年学学科开拓者

谢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

中国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把生育率由原来平均生6个孩子降到略低于两个，令世界惊叹。计划生育使中国累计少出生3亿多人，这有利于资源环境紧张状况的缓解，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期，功不可没。当我们回顾新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深入研究中国国情，就会发现，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合理控制人口仍是我国的必然选择，这是我们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得出的深刻认识。

我国丧失了人口控制的最佳时机

1954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已逾6亿，这大大超过"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固有观点。人口问题一下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当时相对民主的氛围中，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派以马寅初《新人口论》为代表，认为应当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另一派以王亚南的《再论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为代表，包括一批深受苏联理论观点影响的学者，坚持认为中国无须控制人口增长。在不同思想的讨论与争鸣中，要求控制人口的声音渐渐占了上风。

那时候，中央高层领导包括毛泽东在内，有倡导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批示和讲话。中共中央也发出了一些节制生育的文件，如195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提出过计划生育。

如果我国在城乡普遍开展计划生育早10年或更多，中国人口控制的局面会更有利，代价会更小。但中国人口控制的实践如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样历尽曲折。1957年"反右扩大化"，人口问题的讨论被政治化，陈达、吴景超、李景汉等一批知名人口学家相继被打为右派。1958年"大跃进"更是让"人手论"大行其道，主观唯心论和浮夸风四处蔓延，人口控制的声音戛然而止。

然而，科学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漠视人口规律必将受到规律的惩罚。中国人口此后迅速进入了第二个增长高峰期，1962～1973年平均每年新增人口2000多万，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国人口已达10亿。建国30年，中国的人口规模便·了一番！此时连最坚定的"人手论"扞卫者都不得不承认必须控制人口了。而中国人口控制的最佳时机却已经失去，这就意味着几代人将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当时很多人对人口规律并不了解，没有认识到人口控制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一般来说，人口增长具有积累性、周期性和惯性的特征。人口增长在起始阶段都是微量增加，并不引人注意，但持续微量的增加，积累到一定时期会愈积愈大，当增量人口达到育龄期后，必然要生育第二代、第三代，形成一个接一个人口高峰，高峰一旦出现，要经过两三代人才能逐步缓解。第一代增量出现时，就要考虑对第二、第三代增量的影响，这是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不同之处，必须瞻前顾后。没有抓住50年代后期控制人口的最佳时机，意味着我们在20年后必须面对第一次人口高峰和第二次人口高峰叠加的巨大压力。

无疑，上世纪50年代末的左倾错误酿成了中国的人口悲剧。中国不得不在80年代采取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这一政策带来的巨大副作用，至今中国社会还在承受着。经济技术的政策失误带来的损害，调整政策后5年、10年或许就能弥补，而人口政策的失误却需要两三代人付出代价。人口问题的政策失误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政策失误之一。

改革之初中央的果断决策是十分明智的

中国环境容量的大小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从社会?济发展、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看，人口过多对资源环境已形成巨大压力、人口"相对过剩"逐渐成为几乎所有人的共识，控制人口是没有回旋余地的必然选择。许多专家坦言，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多出的两三亿人口将使生存环境更为恶劣。可见，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是正确、全面认识国情后的必然选择，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面临两个人口高峰，人口控制迫在眉睫，中央不能不果断地作出实行计划生育的决策。

当时我国人口计生工作面临两个突出问题。首先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相当庞大，50、60年代我国育龄夫妇每个年龄组平均五六百万对，而改革开放后每年都有1000多万对。其次，改革开放后的生育旺盛人群大多尚未生育第一胎，而当时他们的平均生育意愿为2.5个小孩（《新中国人口五十年》，路遇着，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版），已接近更替水平这个临界点，此后再进一步下降非常困难。如果对计划生育放松一点，要求低一点，从短期看可能影响不大，但要是每年多生几百万，还要生第二代、第三代，人口增长又不容易一下子停下来，这样积累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对子孙后代影响非常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初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着眼于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现在看来，当时中央的决策是非常明智、果敢的，是权衡长期和短期利弊得失后作出的决定，30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否则，今天我国人口比现在多三到四亿，光是粮食、就业、教育、住房等就得面对更大的难题。

用放宽生育率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扬汤止沸"

新时期人口形势依然严峻，面临诸如人口老龄化加剧、出生性别比失衡、流动人口管理局面复杂等一系列问题。进入新世纪，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强调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目前，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人群逐渐进入生育旺盛期，中国面临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这虽然只是在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一个小高峰，但不能小看，应积极应对，防止生育率反弹，要把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稳定住。

我们应该走出关于人口问题的认识误区。首先必须清楚，人口增长并非越少越好，而要保持适度的规模，否则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将非常严重，过高的人口抚养比将使社会经济发展背上沉重的包袱。但面对"快速变老"的中国社会，提出以放宽生育率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方针也不恰当。因为增加新生人口将推迟人口总量实现相对稳定的时间，不符合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其次,增加新生人口缓解老龄化是"远水不救近火",于事无补；最后,现在增加出生人口,意味着扩大了60年后的老年人数量,不但无助于缓解我国长期的人口老龄化，反而造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随着老年人寿命的延长，老年人长期护理问题将日益突出，仅靠老年人自身子女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即便老年人有两个甚至更多子女，也必须依靠社会的支持。可见，用放宽生育率的方法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过是"扬汤止沸"，效果有限。

中国丰沛的劳动力资源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保证，但事物都有两重性，庞大的人口规模带来的就业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也需要给予足够重视。这些问题在社会经济生活运行良好时并不明显，一旦出现较大波动就将暴露出来。当下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行业，使得沿海许多地区就业机会锐减，劳动力市场供求严重失衡，大量农民工春节回城后找不到工作，这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个大问题。同时，由于2008年底以来的持续干旱，北方一亿多亩小麦面临减产，这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不容低估。可见，全面综合考虑人口对社会的影响是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前提，不能只强调劳动力资源丰富的长处而忽视潜在的问题。

合理控制人口是中国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