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拉动经济”可能作用有限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目前已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中，扩大投资仍是主要手段，与1997年金融风暴时候相比，当前依靠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有多大？

陈志武:估计不大了。跟1997亚洲金融风暴时期不同，这次恰恰是外需出口在严重下滑，而国内的老百姓又没钱增加消费，所以，国内外的消费需求不足是这次危机的关键所在。如果此时的手段不是重点刺激国内民间消费，而是还把政府资金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上，那么，这么多的工业产能给谁生产、东西有谁买？这么多的运输容量把货物运给谁、往哪里运？在国内外的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投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

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政府投资是否过头的办法，就是看政府的奢侈大楼、形象工程是否越来越多。1980年代，没有几个地方政府盖奢侈大楼，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到近几年则到处都是，这说明，不能由政府继续掌握那么多投资的钱了，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价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对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影响？

陈志武:从1978年到1990年代末，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原来工业基础落后、公路以及空运运输网络极差的状况下，由政府集中投资办大事，在效果和速度上都很快，那些努力为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的新一轮高速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工业基础和运输网络基础。

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中国人建设了这么多年，从早到晚卖力气只知道进行生产建设，应该也有一个缓过气来的时候，有一个从以生产建设为重点转移到以消费为重点带动增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现在。

之所以这次经济刺激方案还是以投资为重点，主要是政策惯性。这个习惯该改了，必须掌握靠刺激消费带动增长的调控手段。

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很多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你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

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

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都是很低的。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

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

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

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他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

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公众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

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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