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中国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如果你预先已经部署好了，已经决定好了——我过去被他拉动的这根神经——我不要理他。你当然不能不理，可是你理会的方式怎么样？你被他拉动的这根神经越敏感，越痛，他越朝着你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危机处理的这个过程，我们自己要先做决定。对于他，如果我不理会，甚至于我理会少一点，甚至于如果厉害一点的话，对于那些国家，或者地区，你接待他的方式，我表面上很平淡的回应，可是台底下，我用很严厉的态度对待你。你如果接待他，你走着瞧。这种方式，你要选哪一种？这是第一。

第二个，我们也许可以顺水推舟。比如讲，布朗说，温家宝已经跟他讲，如果达赖愿意来跟我谈判，或者是他愿意接受我谈判的条件，那我随时敞开我的门欢迎他。这也是一种方式啊。这种方式已经是顺水推舟，顺着头打，因为达赖这两天一直在呼吁说要恢复跟我们的对话。对话这两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国际之间的一个已经通用的标准。你看，布什打死不跟伊朗对话，英国国内的人，还有国际人士都希望你跟伊朗对话，你跟叙利亚对话。所以，对话现在变成国际一个时髦的行动。达赖很会利用这个，他说我希望中断四年多的对话，现在开始，我继续跟他对话。

现在我们这个温家宝也看出来这个时髦的行动，说他要对话我们可以对话，可是他必须要怎么着，怎么着，这个都是一种危机处理的方式。那么，我们在处理这种西藏问题也好，台湾问题也好，我们要在这种方式之间，我们找出我们的症结在哪里？我们这条神经线在哪里。

刘珊玲：那么继续来看各国媒体在报道辛辣事件上，是不是态度有所转变，其实各国媒体有在报道拉萨的暴动，这个角度有所不同，好像已经开始报道，不是中国政府镇压暴民，那这个情况你是怎么看的？

阮次山：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危机管理第二步，媒体如何处理。因为现在是一个资讯时代，就是说在中国——有很多外国发生这种状况——我们也无法去封锁，也封锁不来。所以，我们在危机处理时，对待媒体的态度上也有不同。过去，媒体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凑热闹，第二是人咬狗才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要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最近，比如在报道美国大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有发现，其实最大的毛病出在媒体。

那么这一次西藏事件，你看开始几天，所有媒体都倾向报道流亡海外的西藏人，（报道）这些人的说法。最近，因为发生暴乱的时候，很多游客很多记者也去了，根据回来的报道画面跟内容发现，西藏流亡的人士所谈的话，话面不对版，不是很现实的。媒体慢慢转变了他们的概念。我们今天我们有两、三张照片，第一张是伦敦的《泰晤士报》，这一张照片十足显示出来打、砸、抢的，穿的是和尚衣服的西藏人。这张照片是导致他们态度改变的一个重大原因之一。

另外一张照片也是《泰晤士报》的，显示出来一个游客照的照片。这个游客甚至告诉《泰晤士报》记者，说这个汉人，被右边持棒打的这个人打得半死，他说我们没有办法下去看是不是被打死，可是我们认为他已经丢了半条命。

第三张照片是《印度时报》刊登的——他们一群暴民，在拉萨把一个车子掀翻的镜头。经过这些照片——人家说一张照片，比得过一千个字的描述——经过这些描述以后，外国媒体逐渐对报道事情有所改变。他们发现，罪魁祸首是这些在当地掀起暴力的人。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要让中国政府也稍微所体会。体会什么呢？处理危机的时候，媒体如何去这个控制它。比如讲，我们在大兴安岭救火灾的时候，救灾的人——（要知道）森林火灾通常没有办法控制——在火灾的现场有时候是挖一道沟，防火墙，防火沟，然后让里面的这个火势，自己烧回，不会延烧到外面。

其实媒体也是这个样子。在某些行动上面，你不要去指责媒体，也不要去告诉媒体应该怎么做，媒体不是只有一家。全世界的媒体有那么多家，那么在一些事情上面，当火势——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以后，媒体不追吗？搞媒体的人都晓得，对于追逐新闻，追逐什么，（媒体都是）一窝蜂的。等到你做适当处理以后，他自己会发现，哪一条是真理，哪一条是事实，他自己会发现的。

你这边对于媒体不要做太多在意，不要做太多干预。所以，从这次西藏事件我们看到，我们中国政府这次有很多好处——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也透出来。有时候，事实真相，官方真相，媒体有很多都像顽皮的孩子；有时候，反对派的声音，他们才听得进去。所以，中国媒体，中国官方所提供的照片，他未必可信。可是对于很多事实，像我们刚才公布的这几张照片都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都是观光客，或者是当地的人士提供给他的，现在有很多，已经没有办法隐瞒。

比如讲手机，手机都可以拍照，是吧？很多时候，照片的流露，都是手机出去的。这些对于我们中国政府管理危机来讲是新的启发。这个新启发就是，当你必须要面对某一些你无可逃避的事情，无可控制的事情，让它自己烧，事实胜于雄辩。让它自己烧，烧到最后，媒体会收回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