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动不动就无限上纲地说人别有用心，甚至后头有利益集团撑腰时，你是否就先已断送了学术独立的生命呢？

最近在看一本有关法国哲学家巴迪乌(Alain Badiou)的文集，编者是英国的霍瓦德（Peter Hallward）。霍瓦德不只翻译过巴迪乌的书，甚至还写过专书向英语世界介绍这位法国大哲的思想，如此看来他跟巴迪乌的交情真不一般。然而就在这本文集的导论里，霍瓦德却提出了几条非常核心的问题，假如答不好，巴迪乌的整个理论体系就要从根动摇了。这样子为难好友，还算得上好友吗？他是不是想彻底摧毁巴迪乌的学术生涯呢？

这部文集的高潮就在于书末有巴迪乌的回复，在这篇短文的开头，巴迪乌如此形容霍瓦德:“这位不可多得的读者、翻译者、同伴和批评者，这位严苛而且温柔的朋友。”

既是同伴又是批评者，不只严苛同时温柔，这是种在当今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很难想象的关系。在我们这里，你如果是大力推介我的好友，就很难同时是狠批我的批评家；你如果真的欣赏我，又为什么还要质疑我呢？

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学术界最好玩的八卦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季广茂教授的骂人事件了。事缘四川师范大学的钟华教授在学术期刊上写了一篇书评，季教授觉得那是对他学术生命的根本否定。于是气往上冲，他一连在博客上发了13篇文章把钟华说成是“低级下流”、“不择手段”、“狰狞险恶”、“无知、横蛮、无耻”的“屁眼教授”；那些粗话甚至还招呼到钟华教授的家人身上了。于是季教授立刻从象牙塔里一跃成为举国皆知的“粗话教授”，大家看笑话之余也不免要想，这到底是为什么？

坦白讲，钟教授那篇书评看起来确实有点不懂行情，对他要谈的文化研究掌握得不太全面；但起码他懂行规，行文下笔纵然不算客气，可也不逾规矩。为什么季教授要发这么大的火，斯文扫地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事要不是发生在现在，迟早也要发生在不久的将来；要不是发生在季教授身上，迟早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因为孕育整件事的土壤早已存在，其中的病根早已深植。整套来自西方的现代学术讨论规则并没有彻底移民到中国来，而我们原有的那种一看文章就要推断作者“不可告人”的用心与动机的阅读方法却从未离开。

霍瓦德对好友的坦率批评不是他个人的性格无私，巴迪乌对老友的诚恳回应也不是他的胸襟广阔，其实他俩的这种交往方式根本来自于现代学术游戏的规则。从前我看“某某教授荣休纪念文集”之类的书，总见其门人友好不住献媚称美。后来读到一些评介外国大师的同类文选，却发现那些撰文的同行和学生竟往往毫不客气地炮火全开，甚有欺师灭祖的意思，很是不解。于是有朋友点醒我，说这才叫真正的尊重。想想看，如今图书出版多如恒河沙数，随便一块街招掉下来都能砸死三个大学教授。你若不是很重要，又有谁会花功夫刻意批评你呢？批评一个人正表示他是某种学问发展上的界碑，后人不超越他则再无寸进。难怪那些被人骂了个透的大师最后还总要客客气气地在文集结尾来一篇“回复我的批评者”，铭感大家的厚爱了。

没错，学术语言是种很虚伪的语言。如果一位学者在书里说自己“没有办法明确解决”一个重大问题，他的意思大概是“但我始终要出版一些东西吧”；如果他在文章里使用“人们都知道……”这样的表述方式，他真正想说的其实是“我认为……”

学术界更是一个勾心斗角、竞争残酷的小世界。一篇恶评不只可以毁掉一本花了多年心血的论著，甚至还能毁掉作者升级的希望乃至整个学术生涯。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戴着假惺惺的面具，说着人人都看穿的套话呢？我们为什么不干脆痛击一个批评者，骂他:“你懂个屁！就凭你这三脚猫功夫就能干掉我！”

学术论争往往依循两种不同的理想模式来净化自己。一种类似于罗尔斯（John Rawls）描述的“无知之幕”，大家假装不知自己的利益和位置，放下所有个人的情绪，“客观”地为了抽象的原则而辩。另一种则类似于哈贝马斯（Jiirgen Habermas）所说的“理想沟通情境”，大家承认自己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但只以最能普遍化的那些价值来说服别人，或者被最能普遍化的道理说服，其余一切皆需抑止。

所以我们才会在文章里看到作者不说“我”，却自称“笔者”、“吾人”或者“我们”。这是种试图在理性讨论里彻底剥离个人身份的努力，仿佛我的背景、地位和任何私心全都在这一刻消失了。在这一刻，我们只是服从于抽象原则的理想对话者。这种虚伪是必要的，因为它从根本上维持了学术界的存在。

就连批判学术界潜规则最力、揭析其权力运作机制最细的已故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也曾指出这种种看似虚伪的学术常规反而是学术界得以自律、得以相对独立于其他权力场域的基础之一。假如我们不再依循这些规则，岂不是能更赤裸裸地以其他力量攫取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不相信学术发表和评审的机制是客观的，不接受学术讨论自有其理性基础，那么一个占据高位的人不就能够随意弄掉他不喜欢的人了吗？有一层伪装，至少还有点程序的保障吧。

而且，只有跟随规则的学术讨论才是有成果的，才是能发展的。学者贺照田曾经痛陈几年前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论争没有带来重要的理论、影响，也没有深化我们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家很快就越出了理想情境和个人身份的界限。他说:“……不见得同意对方的理论立场，但却认真对待对方问题的争论方式，是我在争论开始时特别期待的。但实际争论的展开和持续的样态让关注者吃惊，因为争论很快变成了对对方道德的猜测，对论据的吹毛求疵和对论点的断章取义的攻击。”简单地说，原本同行间的讨论成了派别间意气之争，学术因而不再是学术了。

常常有人抱怨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底下，学术不得独立。不过，我们是不是也该想想，当你动不动就无限上纲地说人别有用心，甚至后头有利益集团撑腰时，你是否就先已断送了学术独立的生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