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颐，知名学者

1898年初，著名的法国作家左拉给总统写了一封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为受迫害的犹太军官德雷弗斯上尉伸冤。这封信发表时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一大批主张为德雷弗斯平反、经常指陈时弊的文化人遂被称为“知识分子”。大约与此同时，俄国一批批评沙皇制度的文化人也被称为“知识分子”。此后，“知识分子”即指那些不仅有专业知识而且更有独立精神、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不过百余年。百余年来，法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早已超出国界，对世界的“精神界”和知识产生一直发生着重要影响。因此，法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史”也一直为思想、学术界所重视。巴黎政治学院当代史教授、《20世纪历史》杂志主编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关于法国知识分子的三卷本巨著——《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巴雷斯时代》、《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纪德时代》、《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便是最近的扛鼎之作。虽然他以百年来的三个著名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标记，但全书完全不是这三个人的传记，只是以他们作为“媒介”来再现当年法国思想、文化界的“原生态”，折射百余年法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折射法兰西百余年的精神谱系。

按照维诺克的定义:“知识分子，指在思想界或艺术创作领域取得一定声誉，并利用这种声誉，从某种世界观或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参与社会事务的人士。”“知识分子不再像19世纪那样，是一个为了成为议员或者大臣的文人（如夏多布里昂、拉马丁或雨果）；如今的知识分子通过发表文章、签署请愿书或者出版书籍的方式来行使一种权力。”

1898年是法国的“知识分子年”，全社会都为“德雷福斯案”所困扰、折磨，知识阶层也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分裂成两大阵营。引人深思的是，维诺克未将现在仍为人尊崇的左拉作为那个时代的精神标志，而是将他的对立面、现在几乎已为人忘却的巴雷斯作为从德雷福斯事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的标志。巴雷斯是著名的作家、政治家，当时的声望不在左拉之下。他早期曾是强烈的个人主义者，曾为法国应学习外国文学与认为只有法国文学才是最优秀的民族主义者激烈论战，然而受环境感染，后来却渐渐成为民族主义者。此时，虽然他也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但却认为，与法兰西的整体民族利益相比，德雷福斯的个人权益微不足道。他的观点是整体利益高于部分利益，保护树叶的利益而损害大树的利益，保护德雷福斯的利益而损害社会的利益是最无意义、最危险的事情。所以，他成为知识阶层反对左拉的领军人物。

正如维诺克所说，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个人主义认为“一个社会不能建立在不公正地对待国家公民、公开的谎言或者以国家利益为借口上；但是，民族主义者却与这个‘个人主义’的哲学相反，宣扬人类和民族生存的绝对需要和捍卫机制的必要性，这些机制，比如军队和教会，是人类生存和民族生存的保障，为此哪怕要作假，哪怕犯下‘爱的罪过’。”

在那个年代，不，在许多年代，“巴雷斯”确实比“左拉”更有力量。

在巴雷斯年老力衰，慢慢离开历史舞台的时候，年轻的纪德开始走向舞台中心。历史的聚光灯，渐渐打在纪德的身上，使他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知识分子象征。这期间，传统价值的崩溃，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危机，法西斯主义兴起，俄苏革命，西班牙内战……知识分子不能不卷入各种社会事件、潮流之中。

那是全世界的“进步知识界”都倾慕、信仰苏联的时代。对苏联的态度，一时竟成革命、进步、落后甚至反动的试金石。声名如日中天的纪德也不例外，在没有到过苏联以前纪德也曾对苏联充满憧憬，但他在1936年应邀访苏后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当时的种种问题，与其他盲目歌颂斯大林和苏联的左翼作家不同，他回国后发表了《从苏联归来》一书，对苏联当时的问题作了坦率的揭露和批评。尽管纪德一再申明、表白自己是发自内心地为苏联好，相信苏联终归要克服他所指出的重大错误，因为“真理无论如何痛苦，它伤人，只为的要医好他”，（纪德:《从苏联归来》，中译本第16页）但他仍受到全世界左派的激烈围攻，一时间群情汹汹，被指为落后、反动、背叛。因此，对那类虚假言辞的揭露实际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气、更强的理性和智慧。他的《从苏联归来》与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正好有一比:罗曼罗兰于1935年6－7月对莫斯科作了为时一月的访问，在《莫斯科日记》中，罗曼. 罗兰对这次访问的经过和观感都作了详细的描绘。在日记中，他对苏联的许多新气象作了热烈的赞扬，但同时他又以作家的敏锐和人道主义思想家的深刻，看到了某些严重的问题，对一些现像表示了深深的疑虑。值得玩味的是，他对自己产生这些疑虑似乎又有种负疚感，总要想出一些可以理解的“理由”自我解释一番，以消除疑虑。同时，他要求这部日记在50年后才能开封，生怕其中对苏联的批评会在当时影响人们对苏联的看法。罗曼罗兰可能万万不会想到，就在他写下这些日记半个多世纪后，曾经无比强大的苏联竟会轰然坍塌，彻底解体。苏联的灰飞烟灭原因当然很多，而像罗曼罗兰这种有“人类良知”之称的人们明明看到了它的严重弊病却出于自以为是“道德”的原因为其“讳疾忌医”，终于沉疴不治，无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不大、但并非不重要的原因。两相比较，更显出纪德的难得。正如萨特在1951年悼念纪德的文章所说:“最近三十年来法国的各种思想，不管人们愿不愿意，也不管这些思想的来龙去脉，不论是马克思思想、黑格尔思想，还是克尔恺郭尔思想，都要以纪德作参照才能说明它的特点。”

悼念纪德时，萨特已大步走向历史大舞台的中心，成为战后法国知识界的标志性人物。提起萨特，人们自然会想起“存在主义”。众所周知，存在主义不是一种经院哲学，而是一种人生哲学，人生态度，而且，它还以戏剧、小说和电影（这几方面萨特都建树甚丰）的形式反映自己的哲学，从而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所以它的影响远远扩展到学术界之外。对青年知识分子，它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相对于巴雷斯和纪德，当代中国人对萨特要熟悉得多。说来使人难以相信，存在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却是从其在世界范围内由盛而衰的80年代初开始的。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状态，使在50年代成为一种世界性哲学的存在主义在中国长期几乎不被人知。80年代初，闭关结束，国门乍启，一些外国现代哲学思想和观念随着外国科学技术一同涌入。其中，进入最早、影响最大最广的，就是萨特及其存在主义。

谁也说不清、道不白，原来几乎不为人知的萨特是如何在一夜之间风靡中国大学校园的，“萨特”“存在主义”竟突然成为80年代初这批大学生的“口头禅”。他以戏剧、小说对“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阐发，他那“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的名言，把人的个性张扬到极致，把“选择的自由”发挥到极致。这些都引起了个性曾经被完全泯灭、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的那一代青年深深的共鸣。当然，真正潜读《存在与时间》、《辩证理性批判》（当时仍只有摘译）的人寥寥无几，但萨特的某些小说和戏剧刚刚译成中文出版即成为阅读热点，“自我设计”“自我价值的实现”等一时成为使一些老者蹙眉、甚至视为大逆不道的青年流行语。（在1983年的“清污”运动中，萨特、存在主义即属“清理”重点）80年代初，给中国人民带来深创巨痛的“文革”刚刚结束，在那长达十年的浩劫中，敏感多思的青年人看到的是信仰被亵渎、感情被玩弄，人格被辱侮。在那十年中，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在现代语言的装饰下全面大还魂，以“集体主义”的名义宣传一种新的“存天理，灭人欲”，人们对自己的的命运、前途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和权利，甚至边穿什么服装、留什么发型的权利都没有。不但压制人的个性，甚至剥夺了人的最基本权利。人被否定，人性被扭曲，人的尊严被践踏。这一切，都是以“神圣”的名义进行的。梦魇之后，必然是清醒，是对“现代迷信”的反叛，开始了新的探索与追求。因此，萨特对人的重视、对个性发挥的强调，他的个人自由选择、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的种种理论，经过他那一部部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的宣扬，确实震撼、点燃了那一颗颗年青的心灵，仿佛喊出了他们的心声与欲求，表达了他们的愤懑与情感。甚至他那带有浓重悲观色彩的“他人就是你的地狱”、“人与人是豺狼”的论断，也使亲历“文革”那种为生存而残酷地“人整人”“人斗人”的一代人认为他冷酷地说出了人与人关系的真相……

可以说，“萨特热”、“存在主义热”是80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发育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精神因子；在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发育史中，萨特涂上了他那浓重的一笔……由此，也可看到法国知识分子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