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公开告别”，对于一贯率性的吴仪其实再自然不过。当晚在座的官员、商人，要么是和她曾经一起共事的部下，要么是长年交往的朋友，这当然是一个蛮合适说“再见”的机会。

不过，也许正是因为中国官场鲜见这样正式的“告别”，才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感慨。虽然这远比不上她曾经任何一次的临危受命，但因为告别在即，她对于交出官位、权力的淡然与从容，才更容易让人们想起她过去的种种，愈发珍惜她这样的个性官员。事实上，连国际媒体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受，它们说从吴仪身上感觉不到一些中国官员传统的刻板印象，说很难选出像她这样富于魅力、智力和技巧的领导人。

然而，在一个高度强调组织纪律性的官僚金字塔中，吴仪注定将是“另类”。从现代组织学的观点来说，中国的官僚机构不可避免存在现代组织发育之初的通病。那就是，通常状况下，往往并不鼓励张扬的“个性”。美国组织心理学和行为学的先驱阿吉里斯早就指出，组织变得越严格、越规范，人就会变得越专门、越机械。这种情况下，任何“出头”、“冒泡”行为都可能被看作是对整个体系的挑战，其代价往往是个人无法预料、难以承受的。这大体符合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对官员整体的感受。

所以，不能因为吴仪公开谈论去留，就希望中国官员的人事任用制度马上透明；不能因为中国出现了一些个性官员，就希望所有官员皆能如此。幸好，现代组织已经发展到了兼顾组织统一性与人性的阶段。所以，不妨把吴仪以及诸如李金华等近年所谓“个性官员”的出现，看作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组织体系步入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惟一需要强调的是，现代政治组织的成熟无一不是建立在决策民主与行政有序的前提之下的；而在一个良好的组织系统里，即使是庸人也起码能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这或许才是我们现在更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