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别拿“性解放”当时髦

大约在20年前，读过著名作家张贤亮的一本长篇小说，书名忘了，只记得封面设计用的是屈原的楚辞“山鬼”的意象，画面是一个很有野性的爱之精灵。特别记得其中一句话，大意说是哪一天到处都是妓院就有救了。这当然是小说人物的愤激之言，表达了作者对多年来推行禁欲主义的厌憎。他的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对这方面的思考有过相当深刻而形象的表达。

如今，张贤亮的“期望”已经或明或暗地得到了实现。仅妓女就有“黄色娘子军”、“鸡”、“性工作者”等多种带有不同感情色彩的称呼；大贪官九成以上有情妇是见诸官方报道的；比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写男女无约束交欢更上层楼的，早有九丹的“妓女小说”《乌鸦》……

换句话说，如今已经用不着搞“性解放”，已经够“开放”了。当然，这并不等于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反封建”任务已经完成；打击包办婚姻、拐卖妇女与解决出生人口和出外打工者性别比例失衡，是同时存在的问题。说目前是“转型社会”，就是说，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都有出现，需要我们对付。

在这种情势中，除了一些主张将“性产业”（即“卖淫嫖娼”）合法化的人觉得还要为之争取社会承认外，有一点社会共识几乎可以肯定，为“性解放”造舆论已无必要，至少是不时髦了。

然而，偏有一些学者名人还在很“前卫”地为“性解放”造舆论，以示自己思想解放。（我这样讲有“诛心”之嫌，本来是应当避免的，但是非如此不能解释这些学者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相信我讲的道理和事实，他们早已明白。）

比如，据扬子晚报消息，由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二届东方情感文化论坛开幕时，因故不能前往的文化名人余秋雨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与大家分享了他的爱情观”：他特别提出，《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写出了爱情和婚姻的脱离状态，宝黛如果结婚了，读者会很难过。《红楼梦》揭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在采访过程中，余秋雨还抛出了“爱和性和婚姻这三者不是完全合一”的观点，认为《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写出了“人类进退两难”。

问题不在于他余秋雨凭什么就代表了全称的“读者”来为宝黛可能的结婚难过，《红楼梦》的主题也根本不是什么“揭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而在于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他想表明什么样的道德价值取向。不可能想象他这番话会出于一个相信爱情或重视家庭价值的人之口。比如说，保守派的共和党人美国总统小布什不会这样讲，民主党人风流的前总统克林顿在美国也不敢公然讲这种“伤风败俗”的话。

又如，演员孙海英痛斥同性恋“简直是犯罪”，这只是一家之言。就像伟人说的“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里的“犯罪”只是一种强化态度的修辞，并不是要把浪费了一点什么的人都关起来。可是，我们的性学专家李银河怒斥孙海英此论“无知、残忍、没有教养”，竟把他与希特勒相提并论，似乎应该审判他枪毙他。奇怪，李银河博士留学美国，难道不知道在美国至今有相当多的人反对同性恋，特别是反对同性结婚？如果欧美人都接受了同性恋，他们也就没有必要经常示威、年年开世界大会争取自己的性取向权利了。性解放、同性恋有权结婚等等，也就是多元社会的一元吧，怎么就不能有反对者呢？

写以上话，是因为刚读了一则国际新闻，说美国佐治亚州议会将立法禁频繁走光的低腰牛仔裤，而我今天从马路上走过，看到一着低腰牛仔裙的女孩蹲在路边摊撅着屁股挑货，真的让过路人不堪入目。很多美国人经过了上世纪中期的“性解放”浪潮，还比不上现在很多的中国人性观念解放呢。我们不要“解放”得太过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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