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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另外一方面,“实用理性”
确实也存在着缺陷。它缺乏纯思辨的力量,虽与“实用主义”不同,但的确表现出某种短视,过于重视眼前功利。所以,我强调对“实用理性”需要进行改造,认识和纠正自己文化的弱点。这恰恰是重视历史经验的“实用理性”题中应有之义。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改造?
李泽厚:主要的就是在现代高科技显示出纯思辨力量的时代下,使它变得具有长远眼光,重视和增强思辨的能力和兴趣,而不仅仅注意当下或功利。
论胡适再流行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20年前指出,陈独秀和胡适的思想和作品,今天已基本过时而不需重读了。现在的情况是,陈独秀的确日渐被人遗忘了,但胡适的作品在出版界很热,许多年轻人都在读胡适的书。这是否折射出胡适的思想精髓仍然对当下中国有所针对和适用性?
李泽厚:对,但胡适很浅薄,他提出的“五鬼闹中华”,说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贫穷、愚昧等五种毛病,这算什么?但是胡适有他好的方面,他提倡的自由主义精神并身体力行、非常宽容大度,这些都非常难得。他有软弱的一面,但他的平和宽容的人格在今天很有价值和意义。这是中国特别需要的一种精神。胡适平等待人,没有精英思想,不居高临下。倒是现在的不少学者感觉自己了不起,精英思想严重。
当然,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更是今天被人阅读的重要原因。以前把他骂得一文不值,也有一种阅读的逆反心理在里面。鲁迅以前捧得太高,现在就有不少批评。其实,两个人都有非常好的地方。鲁迅有缺点,骂人不讲道理。他的那些骂人的杂文作品有文学价值,但没有理论价值。他是了不起的文学家,但并不是革命家。
鲁迅的人格也很强大。
“我对中国一直是乐观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经济决定论”者,认为中国的进步最终还是取决于经济的发展。那么,你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
李泽厚:我觉得总体上很好。上世纪90年代有许多人宣扬中国经济崩溃论,一个美国人写了本书,名字就叫《中国在崩溃中》,里面用了很多数据,很唬人。当时很有影响,现在好像没人提了,现在外国人都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个奇迹了。
20年来,我一直相信中国经济没大问题,再多数据也没用。他不懂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中国地方大,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领域发展不好那个领域可能好。一些很熟的朋友也跟我争论过,现在1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现在他们也不再提中国经济崩溃了。
《瞭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你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也持乐观态度。
李泽厚:中国经济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主要靠外资、外企、外贸这些来拉动经济是有隐患的。我现在在美国要想买一件不是“made in china”的东西都很难,家具也都是中国产,又好又便宜。但是,万一有一天外国人不买了怎么办?所以,关键还是要拉动内需,要调整城乡二元分化。农村那么多人口要让他们有钱买东西,要消化农村数亿劳动力,这样才能排除隐忧。
中国应做文明的调停者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这种生活经历是否给你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的新视角?
李泽厚:我觉得对我影响不大,没有什么新视角。1982年我在美国就住过一年,我一直说我这个人比较顽固,20多年前我的一些主要论断我到现在仍然觉得是站得住脚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如今的经济时代或者说市场时代,哲人和哲学应该如何自处?
李泽厚:这个问题我也回答过,哲学只能提供一种视角。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美国生活多年,“9·11”事件发生之后,恐怖主义已经成为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你觉得美国类似于打击伊拉克的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可行吗?
李泽厚:只能说布什政府自大又愚蠢。反恐只是美国的一个借口,它是为了实际利益,为了石油,没有“9·11”它也会打伊拉克。但是布什政府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有想到打完之后还会死那么多士兵。伊拉克国内局势太复杂,教派斗争激烈,当年老布什就比较聪明,留着萨达姆而不推翻萨达姆政权。当然,美国的政治体制有个好处,犯了错误之后调整很快,你看这次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全面获胜,政府的对外政策就不得不调整。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提出要构建“和谐世界”,你觉得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李泽厚: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我觉得中国未来恰恰应该做“文明的调停者”,我写过以此为标题的短文。中国将来(现在还没能力)可以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文明之间做调停者。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现在外交做得不错,全面扩大贸易,广交朋友,又不得罪美国,在强劲发展中以平和谦逊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这倒正符合儒家精神。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北京报道
(本刊记者柴爱新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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