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一个较典型的批评说余秋雨、易中天是抹着“文化口红”。

李泽厚:我支持抹口红(大笑)。你不愿意抹你就别抹嘛,你可以关起门来,干你自己的。把学术、文化娱乐化，普及化有什么不好?余秋雨的散文你不喜欢也可以,但有人喜欢读。我觉得有些人是出于嫉妒,见他们名利双收,嫉妒(大笑)!有人说妓女(香港正名为性工作者)看《文化苦旅》。那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比看那些号称学者的低级谩骂文章好多了。有人骂易中天不务正业,什么是正业?上电视讲历史为什么不是正业?比学术文章低一等吗?我看一点也不低。

警惕封建主义死灰复燃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谈到一个观点,即封建主义的东西经常会以不同的名义借尸还魂或者说死灰复燃,比如“文革”时期。在传统文化有复苏迹象的当下,我们是不是也要注意某些东西?

李泽厚:的确如此,要特别警惕。去年我在《上海外滩画报》上举过一个例子,我在美国看国内的电视,

宣传一个地方“绣龙”—— 号称“龙乡”的某地数十人同时在一大幅布面上绣出龙的形象,说开工那一天和完工那一天,都下了雨、雪,而那个地方在那个季节是极少下雨下雪的,节目把这一事情说得神秘兮兮,大有天人感应、龙的神灵出现的味道。而这正是在宣扬“传统”、“国粹”旗号下进行的。这不就是封建迷信吗!所以我说:“我当时立即觉得还是鲁迅棒,现在仍然需要鲁迅!”还有好些类似的现象,并不是一件两件,有好多。当然更重要的仍然是体制上的,如一切向官本位看齐。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认为历史热反映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又开始自信了,但是也有一种担忧,像易中天的《品三国》里边讲到很多的权术斗争,宫廷戏更是不遗余力地挖掘和展现甚至夸大这种勾心斗角的细节,也有不少人直接从历史中总结出经商之道,为官之道。这些东西流行的背后是不是也反映出中国人仍然认为这些历史上的权术经验对自己的现实生活有用?

李泽厚:的确有这种因素,但一般来说,读者和观众倒不一定会自觉把历史上的这些权术运作经验直接用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现实。刘再复写了好些文章批判《三国演义》中的这些心计对中国人的坏影响坏作用,我赞成。

之所以产生这种历史热,一方面是有市场,读者需要。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观众们没有更好更多的选择,只能热超女。像台湾,政治非常热,大家都关心政治。大陆以后可能也会出现政治热,而且时间会更长。但这可能是很久的“以后”了。

“实用理性”之缺陷

《瞭望东方周刊》：在传统复兴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倾向,就是继续破坏传统,比如有人主张废除中医,同时我们也还在拆除古典建筑,比如四合院。你如何看待这种矛盾?

李泽厚:这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人主张取消中医,认为中医不科学,这在民国的时候就有了。中医是一种经验医学,例如几千年来形成的针灸经络学说,但没有现代科学的依据。有些东西现在确实还不能解释,但你不能就说它不是科学,可能再过50年、100年就能解释了。现在如果取消了,到时候只能追悔莫急!所以现在对中医来说,是如何能保存住原有的经验,对这个问题,我相当悲观。现在能够靠望闻问切便能治病的中医已经很少了,医院里的中医也都使用化验等西医的手段。中医的传承靠口耳相传,现在关键是要把中医的传统传承下来,不过这方面确实很难。

至于拆除传统建筑,这也是个两难的事情。一方面经济要发展,必然需要土地。另一方面老建筑、四合院确实很漂亮,一些居民祖祖辈辈在其中生活,也的确难以割舍。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悲剧。坏人杀好人不是悲剧,好人杀好人就是悲剧。怎么解决?我一直强调“度”的问题,在拆与不拆之间找到一个“度”,一方面不阻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还是要尽可能保留一些传统建筑。当年梁思成的方案就很好,在北京老城区之外发展新城,可惜未被采纳。

《瞭望东方周刊》：“实用理性”是你解读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我们一面复兴传统,一面摧毁传统,这从深层来分析是否也是“实用理性”这一中华文化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使然——只要对现实没用的就予以抛弃?

李泽厚: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几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延续到了现在,之所以如此,就与中华文化的“实用理性”有关。这种实用理性使中华文化拥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其中包括对异己的包容精神,清朝满族作为统治阶级,几百年下来它的语言、文字、习俗在无声无息中已经完全汉化,这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