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党代会上是1952年10月，头发花白，体力衰退，显得那样孤独。

也许正因为晚年斯大林陷入斯维特兰娜所说的那种孤独和空虚，1946年起，一场意识形态范畴的“新一轮肃反”开始了。诗人阿赫玛托娃、作家左琴科、以肖斯塔科维奇为首的音乐家以及魏斯曼—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学者等一大批人倒了霉。

1953年2月，因为嗅到了清洗犹太人的气味，记者兼作家爱伦堡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在《致〈真理报〉的公开信》上签名。他开始在家中等着被逮捕。但几天后，他的命运改变了，不然他不可能在7年后写出《人·岁月·生活》。

1953年3月1日晚，值班警卫斯塔罗斯壮胆走进了一整天没动静的斯大林的卧室，发现他穿着衬衣和睡裤躺在地板上，勉强能抬手，但一句话也不能说了。他身边，放着一张《真理报》。

10小时之后，医生才获准进入，诊断为脑溢血。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物因为自己制定的那一套官僚主义的规定和禁令，没有得到及时救治。

抢救进行到3月5日。斯大林一度恢复了知觉。当护士用汤匙喂他水喝时，他用手指了指墙上一幅放大的照片，那是一个小姑娘正在喂一头小羊羔。他在打趣自己的处境。

他临终前做了一个被不同人作出不同解读的手势。最后，那只手无力地落下。照料了他近20年的女管家伊斯托米娜跪在地上，把头贴在已经咽气的主人胸口，村妇一样号啕大哭。服务员和警卫员排成单列进来向主人告别——这是一种俄国式的告别。对所有服侍过他的人，他都体贴入微，和蔼可亲，只有将军和当官的才会挨骂。

人们发现，他没有什么衣服可以穿着安葬。打开衣橱，一共只有两套元帅服和两套便服，其中黑色那套是毛泽东来访时强迫他专门缝制的，一次也没穿过。一套元帅服上衣很脏，布满油渍，另一套上衣脱了线。最后，斯大林躺在棺材里，穿着旧的、还过得去的元帅服:袖子缝好了，上衣洗刷得很干净。

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播报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许多人拥到红场，在那里默默哭泣。傍晚时，克里姆林宫外等着向遗体告别的人排了有10英里长，他们挨个儿缓慢地从棺材旁边走过，向国父告别。家家户户的门窗挂上红旗，悬上黑纱。甚至劳改营里的男男女女，也有悲痛之声。许多人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有一次，吉拉斯和斯大林会面后经过大街，看到了北极光。“每年这个时候，北极光会射到莫斯科，一切东西都呈现紫色并微微发亮。那是一个异常美丽的世界，但不真实。”

(参考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给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米洛凡·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安德烈·苏霍姆利诺夫《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姜长斌《斯大林政治评传》，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以及马龙闪教授提供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