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一句名言便传遍了部队、院校和全国的相关科研单位——毛泽东事后愤愤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是一个响当当的誓言，是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它代表了那一代人的雄心壮志！也符合开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性格特征和思维方式，对他们来说，无论任何时候，民族尊严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跪着生和站着死之间，中国共产党只会选择后者。

然而，研制核潜艇的道路上布满荆棘。1960年初，二机部组建反应堆研究室，开始核动力研究；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

老军工专家武杰回忆：我被分配到修造部“造船技术研究室”工作，负责核潜艇总体设计，由修造部薛宗华副部长兼任主任。这在当时海军里是“天字第一号”的绝密工程，连海司直属机关的负责人也不知道。有位负责人在海直机关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谈工作时，无意中讲出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代号，其实仅仅是个代号，其他的什么也没讲，但这也捅了大娄子，立刻被免职。

聂荣臻签发“尚方宝剑”

当时的核潜艇设计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就是白纸一张，什么也没有。我们去参观过由苏联援建的我国第一座核试验反应堆，可到那儿一看，我才发现，那样的反应堆根本就不能上艇，核潜艇装备也没有。当时我们仿制苏联导弹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鱼雷更不用说，别看鱼雷是老兵器，但制造难度相当大，现在世界上能独立设计制造鱼雷的国家连十个也超不出去，远比能造导弹的国家少得多。另外潜艇的通信、导航都是空白。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再加上苏联撤走专家，使我们没有力量同时支撑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三个大摊子。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先搞“两弹”，核潜艇研制工作暂停。核潜艇工程开始进入冬眠期。

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701所所长陈佑铭奉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简称“七院”)院长于笑虹将军之命，从外地赶到北京报到，担任09工程(即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但谁都没有想到，正当研制工作突破重重难关进入攻坚阶段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7年1月全国性的“夺权”风暴以后，船舶工业各工厂、科研单位普遍陷入瘫痪状态。核燃料工厂发生了严重的武斗，核潜艇反应堆燃料棒的生产被迫中断。1967年6月25日，有关核潜艇的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的三百多位厂长、所长、党委书记及专家、技术人员等，济济一堂。他们中很多人是从批斗会场赶来的。9时多，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的陪同下，气宇轩昂地走进会场。很长时间没穿军装的聂荣臻元帅特意穿上一身崭新的军服，显得更加威风凛凛。元帅的话掷地有声：核潜艇工程是关系着国家安危大计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这项工程，不能等！不准停！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

聂荣臻会后又签发了一份《特别公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军委发出的第一个“特别公函”，要求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核潜艇研制工作。这是一把“尚方宝剑”啊，是中央军委给核潜艇工程第一线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的最大支持！

所有被迫停产的工厂、科研所都逐步恢复了工作。核潜艇技术工艺复杂，一艘核潜艇就是一座浮动的海上科学城。一艘核潜艇的发电量可以满足一座中等城市的照明用电。据统计，建造第一艘核潜艇所需的材料有一千三百多个规格品种，装艇设备、仪表和附件有两千六百多项、四万六千多台件，电缆三百多种、总长达九十余公里，管材二百七十多种、总长三十余公里。参与这些材料设备的研究、设计、试验、试制和生产的计有两千多家工厂，协作规模之大在中国造船和军工史上都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