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的一天，陈淑光又受领了一项任务：调研北京站的布防工事。她一身学生打扮，夹着几本书来到城墙下，往前踱着步。“右手里拿着管口红，看到碉堡、大炮，就在左手心相应的位置点一下。万一被抓住，我一搓手，他们什么证据也拿不到。”

外表悠闲，心情忐忑。其间，还真有小小的惊险：“两个国民党兵跑过来，问我是干什么的，在这里转悠什么。”

陈淑光看见不远处有所小学，灵机一动，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要到小学去看朋友！怎么，这都不行吗？”说完，她不等两个兵答话，转身就往小学走。

“还好当时学校都不上课，门禁管得不严，不然如果到了门口被拦住，那两个兵肯定要追上来抓我。”陈淑光说，走出好远，她还感到背后两道目光一直盯着自己……

不久，成套的城防图摆到了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的桌面上，图上清晰地标注了北平城里所有的碉堡、弹药库和其他军事设施。“其实我们这些学生的侦察只起到辅助和印证的作用，详细具体的城防图还要靠地下党提供。”陈淑光说。

其中，专门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功不可没。经过他的策反，国民党军不仅送来了内部的城防图，一位国民党师长还对王甦说：“你们一开始攻城，我就把军官集中起来开会，让部队失去指挥。”傅作义的铁甲车队也与地下党约定暗号，一旦攻城，铁甲车将临阵倒戈，带领解放军破城而入。

“我常常在想，傅作义是识时务的，走上了和平改编之路。如果他不走这条路，他的部下也会走，北平的和平解放，是谁也挡不住的。”晚年的王甦每当谈及北平解放之事，都会感慨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工厂、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时任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崔月犁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中共对傅作义所做的工作，主要通过三个人来完成：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傅作义的同事、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我就是党安排在我父亲身边的传声筒。”傅冬菊曾这样总结她的地下党工作——傅作义在家里叹气、咬火柴棍、对着镜子大喊大叫，还拔出手枪来对着太阳穴，诸多类似的举动都很快送到了解放军的高层首长那里，以供研判。

刘厚同则是以坚定的态度反复向傅作义谈形势，摆利害。傅冬菊曾回忆，傅作义常对部下说：和谈是不是投降？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关于‘忠’的问题，刘老对父亲是这样说的：商汤、周武讨伐桀、纣，后人不但不骂他们是叛逆，反倒赞美他们是圣贤。忠，要忠于人民，并非忠于一人。如果你能顺应历史发展，顺应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人会箪食壶浆欢迎你，谁还会骂你叛逆呢？”

1月，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终于作出了他一生中最正确的抉择，率部25万余人宣布起义。

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和北平市委决定：地下党可以内部公开。于是，在解放军入城的第二天，2000多名地下党员集聚在宣武门外大礼堂，第一次举行了公开会议。

“我们这些去开会的人，有的还戴着大口罩、帽子。因为做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的，很多人彼此都不认识。”当时担任北平高等工业学校地下党总支部书记的王大明参加了那次会议，他记忆犹新。

彭真、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等都出席了会议。

“今天，我们北平的地下党员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了，就这一句话，全场都沸腾了！”王大明回忆，“我们这些年轻人把帽子都扔上了天，大家摘了口罩，彼此相认，互相指着对方：‘原来是你呀！’欢呼、握手、拥抱，那个激动，那个兴奋，真是！多少年了，到现在都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