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牺牲都有价值:“显微镜”下的松山血战
这是一项紧迫的抢救性工程
美国作家科尼利厄斯·瑞恩写作的反映诺曼底登陆的纪实名著《最长的一日》是余戈的目标。“那是微观战史的标杆。”他说。
将这本书掰碎、拆散了“研读”之后,余戈陷入了深深的绝望。瑞恩是诺曼底登陆的亲历者,并在战后及时采访到了盟军、德军的800多名参加诺曼底登陆的官兵,“瑞恩将战史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
做田野调查时,余戈采访到了10多位老兵,无一例外,这些老兵年事已高,已经很难听到一个连贯的故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遗憾,而是所有人的遗憾。如果我能够采访到100个亲历老兵,我写出来的东西决不是这样的。”余戈坚决地说。
他说:“我只能走材料路线,类似一个工匠,充其量我是一个细匠。这都是亡羊补牢的工作。”
事实上,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给予了不错的评价。乔良在为他写的序中说:“总算在期待了如此多年之后,看到了一部中国人自己写出的、放在世界战史文学橱窗里毫无愧色的作品。”
“我清楚我的斤两,”余戈说,“我就像在‘瓜菜代’的年月,用苦苦菜、马齿苋和玉米面给大家蒸了一屉还算可口的‘菜团子’。众人都夸我是个‘巧媳妇’,但如果让美国人、日本人来看呢?”
和抗战的老兵们正在不断逝去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几次战争亲历者的名单也在悄悄地缩短。余戈说:“现在最应该给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边境作战这些老兵做系统的口述史,如果真有单位做,我愿意去打工。这才是一项紧迫的抢救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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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飞鹏
编辑:
胡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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