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战史”强调的是“战壕真实”，需要大量参战官兵的回忆记录。余戈羡慕那些日本学者，日军官兵都有战场记日记的习惯，战争结束回国后出版了大量回忆录；官方研究机构还为他们做专业口述史。而他只能去搜罗那些散布于各地文史资料中的零星亲历者文章。

他也不忽视近年来各地都市报的老兵访谈，虽然有错误，他甄别后就可以准确地放到相应的位置上。但依旧缺乏大量亲历者的口述，以至于“用到带引号的话就成了一种幸福”。

松山战役打得极惨烈，每次战斗都有大量人员伤亡。每天面对着笔下的死伤，余戈总觉得心里堵得慌。

一次去香山八大处，偶然听到了“大悲咒”，他赶紧买来在家中那台17英寸宽屏的电脑上播放，戴着耳机一边听一边写作，这才感觉心里平静了许多。

书稿完成后，余戈将其命名为“笔记”，有与传统“有虚构嫌疑”的“纪实文学”划清界线的私心，同时，“这是一种不得以的谦虚说法，我觉得抵达真相很不容易，相对于当年的战斗而言，我们记录下来的才几分之几，所以不敢称史。”他说。

每一个牺牲都是有价值的

如果有可能，余戈愿意为每一位松山战役牺牲的远征军官兵在书中留下姓名，可惜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远征军渡过怒江时，有一名班长担心横在江上的钢索刮到其他战士，好心去推扶，不慎溺水牺牲。中、日、美三方的史料中都提到了这名战士，但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余戈在翻阅史料时，查到了他连长的回忆录，得知战士名叫“邓超”，便在书中记录了他的故事。“每一个牺牲都有其价值，他的名字同样应该留存史册。”余戈在书中说。

整个松山战役中，日军被歼1250人，中国远征军牺牲7763人。在日军的档案中，余戈找到了日军详细的死亡名单，甚至包括遗骨分布图，“不管死活，日军老兵都有天皇的‘恩给’养老，由厚生省专门负责。”

然而遍翻史料，他也没能找到中国远征军官兵牺牲的全名单。尽管士兵们很多都是抓来的壮丁，不少是非自觉的战斗者，身后跟着端冲锋枪的督战队，但他们毕竟是为民族流血牺牲。“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毫无感情色彩的统计数字，这太不公平了。记下他们只需要几页纸而已。”他感叹。

他又忍不住说：“打仗是没有办法用物质回报的，对牺牲者，就是铭记，其实记住一个人只需要一点点感情啊。”

然而，这样的淡忘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去年的抗震救灾中，寻找邱光华机组时一个战士被毒蛇咬伤，无法救治，情急之下掏出匕首把手指割断了。后来不少报道中就称呼他为“一个战士”，到了高层领导的报告中，仍然是“一个战士”。“打听到这个战士的名字很难吗？”余戈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