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共这时有没有在政治上特别是军事上立即转入全面进攻的可能呢?在接连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一致同意必须加强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必须准备全面破裂，但大家显然注意到军事上的反攻目前尚缺乏必要的准备。华中新四军直接暴露在国民党和日本军队的两面夹击之下，陕甘宁边区也必须立即调集兵力才能确保安全，要实行战略性的反攻还需要“争取时间长些过到更有利的时机”。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也不是不了解。他指出：“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而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无论如何都必须周密准备，并须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取得一致。他因此对莫斯科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他说：“问题是远方(按指苏联——引者)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

1941年1月25日，毛泽东再度收到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紧急电报。电报突出强调了继续利用日蒋矛盾的重要性，要求中共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亲日派，不可另起炉灶，不要主动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免上亲日派的当。不论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有多少不满，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这时对中共的政策仍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特别是国共两党面临破裂的边缘，明显地需要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

毛泽东告诉叶剑英说，仅军事一项，由于“我们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就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因此，他这时强烈地要求苏联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援助我们”，特别是设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以便连通与苏联的通道，接取援助。他明确表示：八路军“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没有能够说服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反复来电要求毛泽东考虑日蒋矛盾问题。终于，在蒋介石多少有些示弱，而日本军队又在向国民党的正面防线发起进攻之后，毛泽东的怒气才平息了一些。他开始强调：“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日蒋矛盾“仍须尽量利用之”，国共合作还可以延长时间，共产党有必要“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有利”。而根本问题在于，军事上未来进攻的主动性，必须“要待国际条件成熟时才能完全到我手中”。这里所说的国际条件，仍旧是指苏联。因此，他仍希望莫斯科能够明白：“蒋介石反革命是定了的”。

自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策略思想之后，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争夺实力领导地位，已经成为中共的一种必然选择了。至于何时明白地向全党提出这个问题，以及将以何种方式来提出，其实只是一个时机的问题。如今，这样的时机似乎出现了。

1月29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明确指出：皖南事变“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过去采取的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尽管，按照目前的国际国内条件，“由开始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但蒋介石实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确定了的，因为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的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

从1939年国民党开始具体策划和实施其“防共”“限共”的方针起，到1941年皖南事变结束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策略转变，在一系列极其复杂的过程中终于完成了。尽管，由于总体上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限制，由于莫斯科的不理解，特别是由于事实证明蒋介石仍在抗日等原因，中共中央不久之后又逐渐恢复了国共合作的政策。但是，撤消对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承认，放弃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幻想，提出“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的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策略，这无疑是决定着中国未来命运的一种重大的认识变动与策略变动，是抗战中的共产党迈向它的1949年的一个关键性步骤。

面对这样一种重大的认识变动与策略变动，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分歧之大，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近乎公开的意见分歧乃至政策冲突，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了迅速改变与共产国际之间上下级关系的严重必要性。于是，毛泽东与莫斯科、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了。（来源：百年潮 作者：青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