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

在刘邓的正确指挥下,24日下午4万余军队全部渡过汝河,沿着先头部队杀出的通道,迅速向南推进,闯过了跃进大别山的一道险关。在刘邓共同指挥的战役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作为政治主管的邓小平,以夺取战役胜利的大局为重,把维护军事主官指挥的权威性当作自己的本职,从而增强军事主官实施战役指导的力度。实践证明,这也是我军实行军事、政治“双长制”的优点之一。做好各级战役指挥员的工作,将思想统一到军事主官的战役决策上来,保证战役决策顺利贯彻执行。

在战役指导中,每当有些指挥员对刘伯承作出的战役决定有看法、思想上难以转过弯时,邓小平总是给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帮助大家提高认识,直到最终将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

1947年8月初,在鲁西南战役后,刘邓根据敌情与气候的迅速变化,决定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提前到8月7日。下定决心后,刘邓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进行部署。刘伯承说,我建议停止休整,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行动越早越好,机不可失、时不待我。当时刘邓是这样认为的,大军正面的敌人兵力集中在开封、郑州、徐州及其陇海路沿线,敌人的注意力在鲁西南地区,而在陇海路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敌人的防守兵力空虚。况且,当时敌人错误地判断刘邓大军可能因疲劳和洪水而北返黄河以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刘邓大军马上结束休整,立即南下,敌人会猝不及防,我军取胜把握较大。于是,刘伯承根据对情况的分析后宣布:立即实施战略进攻,向大别山挺进,今天就下达命令,明天晚上开始行动。

第二天就行动?大家对此都感到极为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许多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也有人要求按中央的指示休整到8月15日再开始行动。持这些意见的同志,确实有许多理由:当时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十分疲惫,需要时间休整;在鲁西南战役后入伍的新战士,还没有经过很好的教育培训;后方支援的经费、炮弹、药品等还未运到;1.3万名伤员尚未转移。这些问题确实给部队马上行动造成极大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接着刘伯承的话坚定地说道:“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他认为,刘伯承的决定不仅涉及到全军的安危,更重要的是出于全国战局的需要,部队只有克服困难,下决心不要后方,向敌人统治中心的大别山推进,逼向长江,把战火引向敌占区,才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调敌回援,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扭转全国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