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

仿佛一滴水珠般，陈福林和陈道彰这对身份悬殊却又合作无间的搭档，迅速融入了这场社会变革的汪洋大海之中。

当选第二天，在选举地点西牌楼小学对面的尼姑庵外侧，陈福林接过了第二消费合作社留下的全部资产：二三十袋粮食，一杆秤，一个撮斗。

尽管没有工资，陈福林依然对这个义务职位倾注了全力。而居委会的日常经费来源，则来自于消费合作社卖米的一些提留：每卖150斤米，得4.5斤手续费。

在新政权建立初的特殊时期，很难把居委会的职务与消费合作社的职务分得那么清楚。因为此时居委会很大一部分职能，在于帮助政府稳定市价。

据时任杭州市长江华的传记记载，1949年10月中旬和1950年2月，在投机资本的推动下，杭州的一般物价，11月比10月上涨了三倍以上。为此，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浙江省委紧急调运大米、纱布支援杭州，通过国营零售商店、供销社和消费合作社，直接向居民配售。在陈福林负责的这个销售店，一天要卖掉7.5吨粮食。

忙乱之中难免出错。一次，一个店员无意地用铁丝固定了一下秤，出现了短斤少两现象。六十多个私人米贩趁机煽动不明真相的居民哄抢大米，还是区长田奎荣的警卫及时赶到，朝天鸣枪示警才压住阵脚。

事情远不止这些。“上有千条线，下面一针穿”。各个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部队布置下来的任务，千头万绪地涌向居委会。很快，陈福林就发现自己成了公债推销大队大队长、皖南皖北水灾募捐委员会主任、抗美援朝宣传委员会主任、拥军优属委员会主任……任何一个看似光鲜的头衔，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背负。

推销公债时，区公所给他们居委会定的任务是40000份。陈道彰的人际资源优势在此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两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把陈道彰那些地主、资本家出身的亲戚朋友走了个遍。而陈道彰自己更是把房子和家具都卖了，连藏酒都“老酒当水卖，卖了买公债”。

解放军过境时，他要忙着去企业借锣鼓组织居民欢迎，准备烧饭的水缸和桶。

反特，当然是那个时代居委会的重要工作。居民区的住户，家里来了客人，如果要过夜，必须报告居民小组长，再由后者上报给居委会治保主任。

对于被管制的“阶级敌人”出门时，“去哪”、“何时回”，同样必须报告给治保委员。

在居委会的配合下，1950年2月到4月，杭州全市开展户口大清查。在清查的11.6万户、53.2万人中，查出特务31名，未登记的旧职人员1851名，吸毒者151名；军用卡车1辆，电台两部，轻机枪1挺、手枪31支，各种枪弹5648发；反动文件250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