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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陈洁如在黄埔
此时，适逢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羊城内外，喜气洋洋，宣布创办黄埔军校的消息不胫而走，给这喜庆又添一重氛围。
蒋介石虽然也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在165位抵粤代表中，备受冷落，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24人中没有蒋介石扮演的角色。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有共产党人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也没有他蒋介石的名字。蒋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6人，其中3人由孙中山指定，另3人则由该省党员选举产生。
蒋介石心中闷闷不乐，他又想到孙中山只是委任他为军校筹备委员长，并没有明确宣布他即为军校校长，同时参与筹建的人中，有好几位功高资深的，叫谁当校长还很难说。他一气之下，于1924年2月21日留书请辞，连照面都不打便“拂然而行”。
孙中山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转来蒋介石的辞呈，不觉一怔：唉，这个中正！去年派他赴苏俄考察，就指望他回来挑这副担子，可回来也不马上复命，本党改组刚刚完毕，这样随便如何可以?便提笔在蒋的辞呈上批了这样的几句话：“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穷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
孙中山不准蒋介石辞职，而蒋介石也并不是真的要辞职，于是他便上演了一场讨价还价的闹剧。
蒋介石撂挑子，还受其政治心态的支配：他极不赞成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就是要容共、联共，学习俄国人的方法，走俄国人的道路，孙中山态度很明确：“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正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问题上，蒋介石跟孙中山产生了分歧。他在《游俄报告书》中就曾毫不讳言地表达：“俄党无诚信可言，与英、法、美、日这些帝国主义比起来，也不过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现在，令他难以容忍的是，共产党进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谭平山当上了组织部长、林伯渠当上了农民部长、毛泽东当上了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而他蒋介石却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和权力，只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中担任一个委员。远离权力中心，其对孙中山心怀不满就可想而知了。
蒋介石于1924年3月14日致函廖仲恺，抱怨廖“专以顺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露骨地批评廖“过信俄人”，说“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最后声称：“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周恩来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也曾说过：“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
此时，蒋介石似已看出，在苏俄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对他将来权力的严重威胁，他之所以未敢公开提出清党反共，只是当时羽翼还未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