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杀与平反

当时，特别复杂的是，在诸如坚持党的独立领导、坚持大别山根据地与东进抗日等重大问题上，高敬亭的意见同当时主政华东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王明、新四军负责人项英等都很不一致。对于这些原则分歧，出于对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个人性格以及资历等因素，高敬亭都进行了坚决而激烈的抵制，从而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早在1937年12月，高敬亭赴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军事会议。王明宣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党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分析利弊，据理力争，要求在大别山留下一支部队，否则“那不是让俺党将人马、地盘全部交给国民党吗？”王明十分生气。斗争结果，高敬亭被扣上“在言论上反对中央、轻蔑中央，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不尊重至极”的大帽子，而与此同时国民党白崇禧部第五路军全面占领了大别山。一年后，刘少奇到皖东指导抗日斗争，严厉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没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他想派一支部队再进大别山，可惜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桂系军队已在那里站稳了脚跟。

1938年3月8日，高敬亭率部东进到合肥为中心的淮南铁路两侧地区。5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并致电长江局：“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使高敬亭支队成为这一地区主力。”8月，董必武等到舒城视察。高敬亭汇报了欲在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想法。董老表态说：四支队留在皖中很好嘛，这里地理条件好，又接近老区……

四支队在皖中的发展壮大，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安。1939年1月，他亲自电令四支队必须将淮南铁路以西以及舒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让出来。项英无视中央2月份“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的指示，答应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高敬亭向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反映了不同意见，陈述在舒、桐、庐地区建立根据地，具有地势地形有利、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等六大优势，但没有得到认可。

带着满腹意见，高敬亭于1939年3月底率支队队部由舒城推进到合肥众兴集。但时隔不久，高敬亭因病而返，并带回手枪团和特务连。1939年4月底，军长叶挺率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从皖南到江北，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并命令高敬亭率部队东进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高敬亭不听指挥，按兵不动。叶挺愤怒了，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第七团、第九团继续东进至埠子里、青龙场一带，高敬亭才勉强率支队部也进入青龙场地区。为敦促四支队尽快按蒋介石命令撤出皖中，1939年5月10日，叶挺军长到舒城西港冲，以军事会议形式要求高敬亭表态。高敬亭以“后方机关和医院一时走不了”为由拖延时间。叶挺断然宣布：“限两星期必须出动。”高敬亭被迫同意。但会后，他却迟迟不下东进命令，矛盾彻底激化。

6月21日至23日，叶挺主持连以上干部大会斗争高敬亭，宣布高敬亭重大罪状有四：一、不服从军部领导；二、排挤延安干部；三、山头主义；四、宗派主义。高敬亭一条也不承认并以大量事实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当说到大家最清楚、最公认的事实时，会场异常死寂。高敬亭沉痛地说：“红二十八军在艰难困苦中战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错！”“我们3年多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在大别山孤军作战，能坚持到今天，容易吗？”高敬亭的拒不承认，招来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被吊起用细竹条抽得遍体鳞伤。肉体的伤害更激起无比义愤，高敬亭怒声责问：“过去都不知道你们搞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你们搞什么的？现在来整我。”

[评论] [论坛] [写博客] [我来纠错] [好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