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二F火箭研制队伍。南原仁摄

记者：真是万幸。

刘纪原：如果是稍微扭一下，坐下来，照样发生灾难。那个时候心里面才觉得十分可怕。

记者：后怕？

刘纪原：事后就组织人，赶快查原因，当天晚上就把它查清楚了。原因出在程序变电器，点火的一个触点，进去了零点二毫克的东西。

记者：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失误吗？

刘纪原：就是因为这个触点本来应该是不闭合的，零点二毫克的东西，掉到触点当中，造成短路，这个触点等于闭合了。这一闭合，其它该点的没点着，所以就进行了自动的紧急关机。

董倩串场3：

用“长2捆”火箭发射澳星，原本是一件让当时的中国人感到荣耀的事情，我记得那时的我还在读大学，尽管对航天不了解，但听到人们都谈论着，这是用中国的火箭发射美国的卫星，我会不由自主地感到骄傲和自豪。但后来在阅读航天的相关资料，了解过去30年的变迁时，我才知道，中国火箭在走向国际发射市场过程中经历的一波三折，也才了解到，把时间从1992年向前推移到1984年，那时的中国航天界正经历着改革带来的阵痛。

记者：当时您在做什么，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刘纪原：我正好是1984年5月份到的部里，到部里以后呢，党组让我分管的工作里，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配合当时我们部里面，搞改革。当时改革就是因为大的形势变化，我们航天队伍怎么适应这个环境。我认为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最大的冲击是思想上的冲击。

记者：这怎么讲？

刘纪原：原来都是国家给任务，国家给科研经费，国家给宿舍，我们就集中力量把国家任务完成好。所以实际上是用不着，特别是领导层，用不着发愁，不需要自谋职业，你就把国家任务完成好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不行了，军品任务锐减，我接任的时候，当时整个航天系统，24万人的整个费用，才只有5亿8千万(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要养活这么多人很困难。

记者：那你们怎么生存呢？

刘纪原：为了挣一点奖金，可笑的是要卖冰棍，织毛衣，弄一点钱，来发奖金。

记者：所以当时八十年代流行一句话，就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就是来自这样一个背景。

刘纪原：就是这样，但是也没办法，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而且人员的思想障碍，主要一方面是航天特殊，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国家的；还有一个就是，工作方法，习惯的方法，就是指令性任务。而且全国大协作是一盘棋，只要有红头文件，订货、材料、供电都没有问题。但现在这么一改以后，这一套行不通了。

记者：那你们的出路是什么呢？

刘纪原：首先我们做的工作是解决思想问题。反复强调，按照我们老部长郑天翔跟我们讲的，就是说，客观形势变化了，是应当人跟上形势的变化，而不是让形势跟上你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应当适应当前的环境。所以就开始让一部分人来发展民品，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办法，逐步使我们的企业来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这是一类。再一个就是想发挥我们航天的特长，就是有人提出来，能不能用我们的航天技术、运载火箭，来发射国外的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