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倒台之后的叶剑英（左）、华国锋（中）与邓小平

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推行“两个凡是”方针，由此产生了拨乱反正与反对拨乱反正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表现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和经济五个方面。

阻挠邓小平复出

能否恢复邓小平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纠正这两个重大历史错误，是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共中央有没有决心彻底拨乱反正。

刚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三天内，叶剑英便对华国锋提议，要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华听了不吭声。接着，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李先念马上表示同意，说应该让邓小平尽快地工作。而华国锋仍一声不吭。

为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将他授意北京市委领导人吴德制造的假案，即所谓“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发，并在会上说：“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华国锋还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要邓小平作检讨，承认错误，还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些都被邓小平拒绝了。陈云、王震等人提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遭到华国锋、汪东兴的压制，不许在会议简报上刊登。这样，拖了九个月，直到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