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协议草本已经拟定好了，附件草本也定了下来，就等双方代表举行签字仪式了。就在这时，中央提出把班禅问题写进协议条款。这个问题一提出，几乎使整个谈判破裂，这是淡判中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

历史上，噶厦与札什伦布寺之间发生不和，积怨很深。九世班禅跑到内地向国民党告状，以后，班禅从内地派人回过西藏，达赖喇嘛派人到过内地，双方发生过联系，但结起的疙瘩始终没有解开。一直到十三世达赖逝世，关系才有所改善。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给班禅写过信，意思是达赖已逝世，希望他回去主持寻找达赖转世灵童。这是西藏历史上形成的规矩。很多年以来，找达赖灵童时，班禅负责；找班禅灵童时，由达赖负责。九世班禅接信后，确实由内地动身返藏了，大概在1937年或1938年间。他带有国民党500人的军队和自己的警卫部队，到了青海的玉树。噶厦提出不能带国民党部队进藏，后来班禅从玉树到囊谦，在热喜龙须寺住下来，双方又经多次交涉，都没有商量妥。最后，九世班禅死在玉树。这就把事情完全闹翻了，隔阂随之又加深一层。札什伦布寺与噶厦之间的怨恨，有清朝留下的问题，有英国留下的问题，问题越积越多，怨恨积得更深。因此，在这次谈判中提出承认班禅问题，包括我在内，所有的西藏代表根本不能接受。我们说，现在是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谈判，要讨论解决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问题，班禅的问题与此没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先碰到班禅到北京，中央要我们代表团去车站欢迎，当时我们不准备去，并且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去。后来中央劝说我们，这是关系到搞好西藏内部团结的大麦情，你们应该去，我们几个商量后，认为完全不去不行。于是便决定派代表团中名次最末的桑颇一人去车站欢迎，其他都没和班禅见面。

讨论班禅问题时，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得炽烈起来。本来，我们与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在谈判中一同交换意见，相互访问，双方关系比较融洽，初步建立起信任，没有发生过问题。但班禅问题一经提出，矛盾就尖锐地发生了。我们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认为这次到北京是为签订《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与班禅问题毫无关系，希图这次解决札什伦布拉章①与噶厦政府间的关系问题，根本不行!班禅问题，可以在协议签订以后，另找机会由中央、西藏地方政府、札什伦布拉章一起讨论解决。但是，中央坚持一定要把班禅问题包括在协议里面。我们坚持它与协议无关，不讨论这个问题。这样，双方坚持己见，使谈判僵持了好几天。

一次，双方代表团在一起开会，中央代表团说:这是西藏内部的问题，过去国民党时期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不仅要解决汉藏民族间的团结，也要解决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因此，这次一定要解决。我们根本不回答这个问题，推说地方政府只交代我们和谈问题，根本没交代我们谈札什伦布拉章问题。最后，李维汉发火了，拍着桌子说:“这个问题是你们内部的问题，如不解决，所有谈判达成的协议，都不能成立。”我说:“那好，已经达成的条款也可以不算:其他四个代表从哪里来，请你们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哪里。我已是昌都解放①拉章，本意为大活佛的居室，实际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拉章都是活佛的管理财产和处理事宜的办事机构。国经济力量的不同，其势力大小是很悬殊的。委员会的副主任，你们让我回昌都也罢，不让我回，留在这里也行。”

这样，在一个星期内，谈判面临决裂，已达成的协议也面临被推倒的局面，代表团内部，也作好了回去的准备。我们铁心了。把札什伦布拉章的事掺在协议里，我们坚决不干!

一天下午，孙志远打电话来，问明天上午9点与我会晤行不行?我说行，我就是为谈判的，怎么不行?

第二天，孙志远准时到了北京饭店。我们俩个单独进行会谈，由平旺作翻译。孙志远仍坚持中央代表团的意见，他说:“中央和西藏方面的大事都已经谈通了，解决了，剩下札什伦布拉章问题是西藏内部问题，还没解决。这是件小事，为什么在这样的小事上就统一不了?”我说:“是大事也罢，小事也罢，这不用你作解释，我们清楚。因为西藏地方政府根本没有交代我们谈这个问题，所以没有谈判的必要。如果因为这个问题影响协议签字，那就不要谈了。”我们不承认有这个问题，采取完全回避的态度。

我们从9点谈到中午，三个人吃了饭又继续谈。孙志远还是继续解释，我就从西藏地方政府和札什伦布拉章的历史渊源，一直讲到下午五六点钟，最后，孙志远说了一句:“你看这样办行不行?是不是在协议里写上这样的内容?即:恢复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这样行不行?”

孙志远这一句话打破了多天的谈判僵局，我想了一会说:“单是这样写是可以的!”为什么同意这样写呢?从五世到十二世达赖喇嘛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和札什伦布拉章关系非常和好。这是历史事实，没有理由不同意。问题是到了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时，西藏地方政府欺侮过札什伦布枪童．朴仟伦布拉章也欺侮过西藏地方政府，矛盾是这样产生的。我把孙志远的这个意思和我个人的想法跟其他代表一讲，他们一致说:“这好说!那是好多代人形成的历史，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我们承认了这一条。第二天重新开会时，就把它定下来了。因为这一条关系重大，而且西藏地方政府未授权代表团谈判这个问题，所以，不得不请示。我在西藏铁兔年4月12日给亚东噶厦发了报，电报大意是:“有关汉藏谈判出现了在昌都的汉官和驻新德里的袁大使均未提及的新问题，即班禅灵童问题……这里不可能通过书信把每一个重要原则的细节报告清楚，我们经过商量，为了执掌政教者未采少受损害，我们忠实、慎重的想尽一切办法，打算尽快的解决……”4月15日，我再次给亚东噶厦发电报:“共产党政府已决定承认班禅灵童，如果我们不承认，谈判就要破裂。因事关重大，我们已经决定承认，尊重班禅灵童本人和他固有的地位及一切。”

后来，亚东噶厦复电同意承认班禅灵童问题。亚东噶厦4月19日复电说:“……汉藏和谈进展情况，希作进一步说明，以免悬念，因为事关重大，要经常发来毫不含糊的请示电报，是为至要。班禅灵童问题，札什伦布寺四个堪布与堪厅官员联席会议，竭力要求达赖剌嘛认定，此次汉方坚持要求认定班禅，我们驻阁驻外的也一致同意。”至此，所有的问题都统一下。这场谈判也就顺利地结束了。双方立即在协议上签了字。

（四）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标志着藏汉民族团结关系的增强，同时，西藏人民也从此走上繁荣幸福的道路，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协议签字后，毛主席接见了我们西藏代表团，他讲了很多话，他说:“这次解放军进西藏，一是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再是帮助西藏人民解除痛苦。他们到西藏后，不论是军队还是地方干部，如果做了违犯你们心愿的事，或者欺侮你们，你一定要带头给我说，我们马上就改。”我听了后很受感动。我想:既然签订了协议，我一定作出最大的努力，使协议能够贯彻执行。我很乐观，协议一定会给西藏人民带来好处。协议签字后，土丹旦达对我说:“这下，达赖喇嘛肯定要出去了。”早在协议签订之前，对于达赖喇嘛可能出走，我已有所估计。现在我们已经离开拉萨一年多了，对西藏的情况不太清楚。但是，无论西藏发生了什么变化，即使达赖喇嘛真的出走了，协议既已签字，就必须贯彻执行，我义不容辞地要担负起执行协议的责任，这是历史赋予我的重大使命。贯彻执行协议，我是铁了心的。

代表团仍分两路，桑颇、凯墨、土丹旦达等经印度返西藏，先行向达赖喇嘛和亚东噶厦作口头汇报；我同土登列门、金中等，由张国华陪同返藏。我们从武汉乘飞机到重庆时，西南军政委员会邓小平政委亲自在机场至市区途中举行仪式迎接。离市很远就是夹道欢迎的人群，手捧鲜花，载歌载舞，非常隆重，好像迎接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这场面使人心情十分激动。

这期间，邓小平政委找我谈过多次话。主要讲协议签订了，部队要进藏，供给虽由中央负责，但由于交通不便，请西藏地方政府要进行帮助。今后，西藏的工作，中央交代要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这样，我们的责任更重大下。如巢我们甜i)》藏部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直接向中央讲也可以，不要放在心里，要密切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同张国华、谭冠三、陈明义、李觉一起到昌都后，进藏部队的选遣队已经组成。于是，我便随同先遣部队向西藏迸发。我们同行的有金中、平旺和王其梅、陈竞波、林亮等，在洛隆宗遇见顾草萍等。我这时心情十分焦急，总希望部队走快些，再快些，早一天赶拉萨，因为我担心达赖喇嘛会逃出西藏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量的贵族、官员会跟着逃走，那时拉萨成了个空城，如果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哪里，就会发生难以想象的混乱局面，形势便会陡转直下，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甚至还可能发生骚乱。基于这个想法，我把部队进拉萨看得特别重要。

在行军中，我看到部队缺粮等艰苦情况，就千方百计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早一些赶到拉萨。拉萨还有两位司曹，这样就能与噶厦接上头，一可维持社会治安，二可保证协议的执行。如果部队不能按时赶到，拉萨的贵族官员外逃不说，地面上再出点事，不仅不好执行协议，连个落脚处也没有。总之，协议是我签订的，我必须负责实现它，我有多大力量，都要全部使出来。

路上，部队的给养问题非常突出。王其梅对部队吃的问题很焦急。他担心由于交通困难，后面粮食运不到，部队携带的粮食难以为继，缺了粮怎么办?我说没有关系，我的溪卡就在工布江达，到那里粮食不成问题，部队到拉萨的粮食供应由我完全负责。

我当即打发人先走，交代到工布江达后，尽量多运些面粉到嘉黎接济部队。我知道，嘉黎距工布江达有四天路程，道路艰险，运输十分困难。但我家有牲畜运输。赶巧，部队到了嘉黎确实断了粮，而从工布江达运到的四五十驮面粉，解决了部队断粮的燃眉之急。后来，到了工布江达，我家里有的是粮食，只要能带动，就尽力携带。

一路上，我提前派人通知沿途地方为部队准备柴草。尤其是要进入荒凉贫穷的地区时，我很不放心，怕派去的人准备不好，影响部队行程。我便提前走一天，从边坝走到阿拉多住一夜。第二天，没翻鲁公拉山前，在一个马站，我见马草不好，便翻山到了阿拉加贡，草还是不丰富，其他条件也不行，虽然当地已经准备了，但还是不行。我考虑部队没法生活，中午便前往夏曲卡住了。等一天不见部队，等两天部队还没赶到，我心里急了。第三天，王其梅才率部队赶到。他见了我高兴得前仰后台，本来说在山那边等他们，结果往前赶了两天路，引起一场笑话和误会:他们还以为我溜跑了哩!这时，噶厦派仁希多德赶到嘉黎，还带给我一本密码。我这才知道张经武代表和阿乐部长经印度已到达拉萨。达赖喇嘛一行与亚东噶厦也回到了拉萨，我悬在空档的心才放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