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阿沛·阿旺晋美等五名全权代表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等举行谈判。经过多次协商，于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现将阿沛·阿旺晋美对这次谈判经历的回顾摘要发表如下。

（一）

1951年春，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受到贺龙、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刘文辉，是西藏比较熟悉的人物。这时，金中悄悄对我说:“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大地主、大军阀，不仅没怎么着池，相反，还给这样高的地位，让他讲话，致欢迎词，共产党的政策并不像谣传的那样。”我听了点点头。后来，见到邓小平，他给我讲解放西藏的原因和必须解放西藏的道理，讲了共产党的政策，给了我一份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制定的十项条俄作为和平谈判及进军的基础。这些都进一步提高了我对解放军的信任程度。

在重庆停留期间，组织我们参观重庆钢铁厂。过去，西藏根本没有工业，连小型的工厂也没有。在这里参观工厂，简直是大开眼界。我们由阿乐部长陪同，平旺担任翻译，到了钢铁厂，参观结束后，工厂领导把一部分工人集合在广场上，要求我给工人讲讲话。天啊，真叫我作难!我从来没有当众作过演说，况且，对工人情况又一无所知，怎么敢讲话呢?讲什么好呢?我实在讲不好，一再谢绝。可是，工厂又一再坚持，非要我讲几句不可。阿乐部长在一旁排解这个难堪的场面，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你尽管讲，我给当翻译。”我当时发愣了。他根本不会藏语，怎么译语呢?翻译平旺就在身旁，是怎么回事?阿乐见我不解其意，便小声通过平旺对我说:“我在工厂工作多年，熟悉工人情况。你随便讲什么都行，我怎么‘翻译，，就不必担心啦!”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要演一场双簧啊!我只好随便说一阵。阿乐部长郑重其事地“翻译”一通。工人听了不断引起欢笑，代表团的藏族也在笑。工人以为我这位藏族上层居然把话说到他们心窝里了；藏族听了，笑我信口开河，也很开心。会场气氛活跃，充分显示藏汉一家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尽管是一场双簧，但场面实在扣人心弦，令人非常感动。

从重庆乘机北上。金中坐在我后面，见机组人员来来往往走动，他现出惊惶紧张的样子，恐慌地说:“好危险啊”。

我立刻斥责他:“出了事大家都一样，你紧张有什么用”。

当天风大，飞机只好在西安降落。这时，金中从舷窗里看见机场站着一位穿袈裟、胡须银白的老人，问才旦卓嘎:“夫人，那人是谁?”才旦卓嘎一眼认出:“啊，是阿沛的老师。”

飞机停下后，我第一个走下来。这时，喜饶嘉错迎上来，喊着我的名字，一个劲地问我饭吃得怎样?觉睡得如何?又夸我身体好，精神好。接着，又转过脸去问阿沛·才旦卓嘎有几个孩子啦，长得怎样?一席家常话，轻松愉快，顿觉心里暖乎乎的。我从他的谈吐、表情上，也感受到，在新制度下，他现在的生活是轻松愉快的。

我同喜饶嘉错老师分别多年，这回见了面，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由于语言相通，倍感亲切温暖。”49年，西藏还没解放时，他曾对西藏发表不少广播讲话，号召和平解放西藏。他回忆这些说:“我为什么要讲那些话?我不是站在汉人一边讲那些话的，更不是随便站在汉人立场说那些话。我是为西藏的宗教利益。这是我的真心话。不是不负责任的随便说说。”他不无伤感地说:“西藏没解放前，我回去过，但只到黑河，藏政府不让我到拉萨去，我吃了很多苦头。他们这种做法太不应该了。”

西安的一些领导宴请我们代表团，喜饶嘉错也应邀参加。他很自豪地指着我，向汪锋等人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学生。他当了很大的官，是噶厦的噶伦，现在是西藏和平谈判代表，这也是我的光荣!”

喜饶嘉错是我信任的老师。他对我讲了许多为什么要解放西藏的道理，对我帮助很大。同时，也加深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

代表团到达北京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出乎意料，周恩来总理亲自到车站迎接，使我非常感动。到车站欢迎的人很多，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

有位名叫鲁拉的，也挤在欢迎的人群里。他是汉人，在国民党时期，就在拉萨。他的藏汉文都很好，是位很有学问的人，也属于喜饶嘉错的徒弟之列。我原先在拉萨就听说过，但未见其人。后来他经印度跑到国内找国民党，在蒙藏委员会谋得一个头衔，又在班禅驻京办事处工作。解放后，筹办“民族出版社”时，他参加筹备工作。在北京车站欢迎我们时，他在人群中利用一个机会和我搭讪，自我介绍说:“我叫却给鲁珠。”因过去知道这个人，一说就对上号了。才旦卓嘎与我同行。这个人从人缝里挤到她身旁，往她手里塞了张纸条。弄得才旦卓嘎很吃惊，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当着那么多欢迎的群众，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最后只好很难为情地接过来，一直捏在手里。到了下榻的北京饭店，才旦卓嘎才告诉我，有人塞给她一张条子，叫转给我。我接过这张用藏文写的纸条，内容是:“你不要看共产党表面一团和气，但他们是一伙老谋深算的人。这次谈判一定要小心警惕，再就是翻译很重要，如果选用不适合的人，翻译有误，会造成很大麻烦，一定要找个好翻译。为此，我可以给你们翻译。总之，一要警惕，二要有好翻译。”我看过这张纸条想: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插足谈判。这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我没有再理他。

接着，我们代表团中的路经印度的代表凯墨和土丹旦到达北京。凯墨早先在拉萨就认识却鲁拉。二次世界大战时，凯墨是“国民代表大会”的西藏代表，在南京开会时就见过却鲁拉，以后他们相处亲密如家人。凯墨一到北京，却鲁拉认为好机会到了，马上就去拜访，提出给代表团当翻译，说:“我一定能忠实地传达你们的意见，不会发生错误。”后来，凯墨找我，说有位很要好的朋友，要求当和平谈判的翻译，问找过我没有?我把他塞条子的事说了一遍，并说明不同意他当翻译的理由。凯墨也说:“尽管我们关系很好，但让他当翻译，我也不同意。”事情虽然过去了，但翻译确实是个很困难的问题。有个彭措扎西作翻译，尽管会汉话，但却讲的是青海西宁一带的藏话，我的话，他可以听懂一点，他的藏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们代表团自己带的翻译尧西·彭措扎西，是达赖喇嘛的姐夫，他的藏、汉话都不行。所以，大部翻译工作都是由平旺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