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轨的人生

回头再来看这一切，都像是2006年2月26日命案的铺垫。李洪斌的胆量和狠劲，已经在前几次抢劫未遂中得到了充分“历练”。2月26日23点左右，李洪斌及同事王鑫、王海生一起下班，这次是李洪斌提出“去搞些钱”，另两人马上同意。地点是李洪斌选的，就是半个月前他和池志强抢劫未遂的巷子。出发前李洪斌和王海生各自带了一把刀。

他们在巷口等到了刚从“沃尔沃浴场”洗澡归来的魏敏和周英(均为化名)。两人是铁路局的同事，周英的丈夫还是一名车站警察，当晚在单位值班。他们本想打车回家，但一路走来都没看到空车。经过财经学院外这个巷口，魏敏留意到了这几个蹲在巷口的年轻人，还以为是财院的学生，没多想。他们刚走过巷口几米，李洪斌就冲上去从背后捅了魏敏两刀，魏敏转身反抗，李洪斌又捅了两刀，然后返身抢劫周英的皮包，魏敏惊慌中看到，周英拿着包激烈反抗，李洪斌开始拿刀捅她。魏敏一边叫喊着“把包给他们！”一边朝前跑，王海生开始在后面追赶他。魏敏有幸逃脱，打上了出租车并迅速报警、就医。而周英被李洪斌一连捅了十几刀，最终因“锐器刺破腹主动脉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她的包也被李洪斌和王鑫一同抢走。王海生没追多远也折返了，抢来的包里没有钱，只有一个三星N628直板手机。3人扔掉包打车返回洗浴城，洗干净血迹，收好手机，回宿舍睡觉。

这起命案后没几天，李洪斌、许龙、王海生和池志强分别因为偷窃和打架，陆续被“浪中浪”开除。2006年3月3日，就在被开除后，这4个人还叫上王鑫一起，帮许龙“出了口气”，教训了一个抢走许龙女朋友的年轻人。3月4日，池志强在离开“浪中浪”前还顺手偷了一个LG手机。3月5日晚上，被开除的这4个人一起到“老三”的店里，把那个三星手机卖了100元钱。池志强和王海生还让“老三”找来两个“小姐”，一共花了50元。因为身上的钱都花得差不多了，他们决定先到王海生的老家土左旗暂住几天。第二天他们叫上王鑫一起回了村子，告诉王父，是回来帮忙收玉米的，老人并不相信，“地里的玉米早就收完了”。

王鑫只住了一个晚上，3月7日早上就赶回洗浴城上班。他在这天下午接到了李洪斌打来的电话，问他什么时候能再去村里。这个电话是李洪斌用死者周英的电话卡拨打的。他卖了手机，但留下了还有话费的卡，装进了自己的诺基亚手机。这个信号一直被警方监控着，当天晚上21点，警察找到了王鑫，继而在3月8日凌晨，将聚在土左旗村庄里的其余4人全部抓获。王海生的父亲做了一个最艰难的抉择，大义灭亲，领着警察亲自抓捕了自己的儿子。他的选择，也成为法官对王海生量刑时予以宽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洪斌是命案中唯一动了刀的人，造成一死一伤，而且还有多次盗窃、抢劫前史，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生日是3月4日，在命案当天距离18岁只差6天，等待他的就不是无期徒刑，而是死刑。李荣和包田晓根本不懂法律，他们只觉得儿子很委屈，他们更愿意相信，用刀捅人其他人也有份，“我儿子最小，不懂事，都是别人带坏的”。突来的变故，让他们难以承受，也有些奇怪反应，当警方通知他们到呼市来取家属通知书的时候，李荣看到警察之后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询问儿子的情况或者替儿子说好话，而是说:“我儿子那个呼机(实为手机)是我买的，要还给我吧？”以至于当时的办案民警都觉得，“这对父子都一样，不亮堂”。

其实这桩命案官司开审的时候，正好也是李荣和包田晓夫妇手头最紧的时候，他们刚到包头安顿下来，熟食买卖还没开始，路费加房租已经把手边的钱都花光了。为了赶来呼市给儿子请律师，凑够路费，他们已经在包头欠了一个月房租，还是跟工地老板说好话，别人就在仓库里腾了块空地给他们暂时安顿。两人在呼市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最惨的时候，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包田晓回忆时都带着哭腔，“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面对儿子的无期徒刑判罚，虽然心里不满，但李荣和包田晓决定不再上诉，“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可他们不知从哪里结交了一个朋友，在一审判决后放出话来，“说有办法捞我儿子，替他减刑”。这希望像一剂强心针，夫妻俩一合计，马上回了通辽老家，把房子卖了，凑了4万块钱，给那个朋友“捞人”。结果钱花了，没有动静，“那个人连电话都不接了”。李荣夫妇这才知道被骗，除了电话，他们再也联系不上那个拿了钱的人。

这些事，包田晓并没有跟儿子明说，但言语中的希望和暗示，也让李洪斌明白了。所以后来包田晓再去探监，李洪斌才会劝妈妈，“不要乱花钱了”。经历过李洪斌的变故，李荣和包田晓都觉得没脸再回老家，虽然他们也知道，如今种田的收入越来越好了，但他们的房子卖了，地也转包出去了，在村里赖以生存的根本已经没有了。直到2009年初，在兄妹们的极力劝说下，他们才带小儿子回去过了个年。亲戚们觉得，包田晓的心情看起来好了很多，还主动说了李洪斌的事情，“说他在里面表现很好，年底就能当劳模减刑了”。

过完这个年之后，李荣和包田晓也有了新打算，离开包头，去南边的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谋生。他们花钱送小儿子去学了厨师，还在村里贷款两万元，到鄂尔多斯买了台电动车，他们决心把工地熟食生意做得更大一些，这样每个月去看李洪斌的时候，才能给他更多的生活费，让他在里面“不会过得太苦”。

这也是他们到鄂尔多斯后将迎来的第一个冬天。包田晓9月25日探监回去后，骑电动车送货时翻了车，扭伤了脚，刚刚才好。小儿子还跟她商量，下个月工地停工的时候就歇一歇，自己想去呼市探望哥哥。他们还商量着冬天可以到其他地方打工，至少能把每月200元的房租和一家人的生活费挣出来。这些卑微、琐碎、带着世俗烟火气和无奈的商议，就是这一家人生活的全部。李荣和包田晓最终选择了停掉他们的手机，他们觉得，“再说什么都没有任何意义”，再说任何话，都是撕心裂肺的痛，他们“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

10月17日下午，当李洪斌和其他3名犯人一起，将安全员和当班干事骗入仓库控制住，并将当班的分监区长兰建国骗到库房杀害，换上警服和监狱运动服逃走的时候，他对母亲和家人的承诺，成了另一个谎言。而这次，他再没有机会回头了。越狱被捕后，面对负责突审的警察，李洪斌并不合作，甚至连以前犯下的罪行都百般推脱，让警察觉得，“就是个死不认错的人”。一同越狱的乔海强是求死之心最强的，但割喉、跳楼都没能死成。对董佳继的审讯也不太顺利，他逃跑时肘部中枪，出现发烧迹象。

4名越狱犯中究竟谁才是主谋，目前犯人们的供述看起来都有差异，据民警们综合口供后推测出比较可靠的版本，主谋者不是李洪斌，而是乔海强。乔海强因抢劫女出租车司机并连续作案，被判处无期徒刑，于2004年入狱，入狱时23岁。他的犯罪之路也在家人的视线之外。他1981年出生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隆胜乡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排行老二，哥哥夭折。幼年时被父亲乔二白过继给伯父乔七抚养，随乔七生活在呼和浩特市。而乔七的女儿过继给乔二白做了养女。乔海强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混社会”。在老家的乔二白一家，在他入狱两年之后才知道消息。因为距离呼市太远，乔二白家只能每年到监狱探监一次。

乔海强和同年入狱的董佳继在狱中关系一直较好，最初是他俩开始密谋越狱，他们分析觉得越狱至少需要4个人才有可能性，就拉了高博和李洪斌入伙，这次越狱计划，4人密谋了一年多。最后的越狱日期也是乔海强选定的，10月17日刚好是国庆加班之后，警察们轮休的第一天。但4个人越狱后的逃跑路线，还是让办案警察们很疑惑，“他们没有分头跑，太不同寻常了”。

(实习记者谷亚韬对本文亦有帮助)

击毙者高博:一个小城青年的生与死

高博，1982年8月15日出生，2009年10月20日因越狱被击毙。

我们从他的家乡河北玉田，一直寻找到他的犯罪地点包头，可无论是亲戚，还是办案民警，这些直接接触他的当事人对他都没有过多印象，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卑微的、性格冲动的小城青年。

记者 王恺 摄影 关海彤

高家庄传来的死亡消息

玉田县高家庄的玉米熟了，大批堆满了家家户户宽大的院落，高药田坐在自家床头，他是逃犯高博的叔叔，前两天在院子里掰玉米粒的时候，不小心滑倒摔骨折了，只能在床上休养几个月，“家里农活没人干了”。

前一天他在县城的二哥、高博的父亲高猛田刚打电话回来，说是在电视上看见了高博被击毙的消息。“猛田不知道是不是该去内蒙古，去了那里也不知道是不是能把孩子运回来。两人也没商量出个结果，因为是他的伤心事，我也不能盯着总问。”高药田说。

唯一清楚的是，死亡的高博即使运回来，也不能入高家祖坟，这是高药田反复向高猛田强调的，不是因为高博的死亡不光彩，而是因为他还没有结婚，按本地风俗，未婚人不能进祖坟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