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监狱的大门坐南朝北，分为三个部分。中间一部分为里外两重大铁门，用来通行汽车，两重门之间形成了一个通道缓冲区。外侧一重门打开，汽车开进缓冲区，里侧的第二重门仍旧关闭。此时警卫要对汽车进行仔细检查，验明手续后，关上外侧门后再打开里侧门放行。出来时则开启、关闭顺序相反。这就保证内外之间始终有一重大门处于关闭状态。

大铁门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哨楼，哨楼的二层由武警把守站岗。东侧哨楼的一层为警卫队领导值班室，西侧哨楼一层则为监狱进出的通道，这也是所有工作人员的唯一出入口，罪犯也即是从这里逃脱。

这个唯一的出入口分为4个区域:最东侧的为监控室，中间为入口，西侧为出口，在出、入口的末端有一个狭长的被铁网封闭的通道，经过这个通道才能进入监狱大院。这样的设计使出入口完全分开，形成了两个缓冲区域，并由监控室通过透明幕墙对通道进行24小时监控。监狱内所有的门都是A-B门设计，也就是说进与出都需要刷卡，如果进门时没有刷卡，则出门时刷卡无效，门是不会打开的。

入口通道有3道门，分别编为1?3号。刷卡打开最外侧1号门后，即进入约5米长的缓冲区。1号门关闭后刷卡打开2号门，进入十几米长的由铁网封闭的通道，这是第二个缓冲区。这一区域由出、入双方人员共享，并没有分开。铁网通道的尽头是3号门，刷卡后就可以进入监狱区。

与进门比，出门的严密与戒备程度增加了不止一倍。首先，监狱方在2号门和1号门之间增加了一道“鹰眼门”，即经过通过红外线扫描瞳孔确认身份后，门才会打开。所以，整个出口通道一共有4道门。同时，最后一道门(1号门)不是刷卡就可以通过的，必须经过旁边监控室内的警卫对出门人的身份进行最后核查后，再由他手动开启放行。也就是说，即使越狱者破解了前面的3道门，最后还要面对监控室警卫的人工确认。

一般情况下，监控室内有3名警卫工作。其中两名负责控制大铁门，并对出入汽车进行检查，另一人专门监控人行的出入通道，并重点对出门者核实身份。

实际上，这种设计将人工控制与机器控制结合了起来，形成了双保险。如果出现门卡被抢，设备失灵或被破坏的状况，只要最后一道门仍为人工掌控，越狱者还是无法逃出。

另外，探监的家属并不进入监狱院区，也就不会通过这3道门。探监区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区域。在1号门的前面有一个单独通道，向西南侧延伸，绕过小卖部后与探监大厅相连。在这里，家属与在押人员隔着玻璃通过电话交谈，并有狱警监管、监听。每次会见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出于人性化的考虑，第二监狱曾在探监区域开辟出空间，允许服刑人员与家属最多居住3天。但因后来发现家属有递送毒品的情况而被叫停，所以，犯人是不可能通过家属探监的进出机会实行越狱，家属也无法通过探监而了解监狱内部的情况。

按照目前披露的信息，越狱者抢夺了门卡和警服后，乔装为狱警突破了3号门和2号门，并尾随另一名狱警通过了“鹰眼门”。在最后验证身份时露出马脚，随后袭击了这名监控室的警卫，才得以夺门而出。但是这一过程仍需要补充更多细节才可以较为清晰。比如，“鹰眼门”是否可以尾随通过？最后一道门的自然闭合时间是多久？通过最后的门时是否也利用了“尾随”的办法？被尾随的狱警有何作为？袭击门卫的地方又在哪里？

“真是太巧太巧了。”一位在监狱内工作了10年的工勤人员向本刊记者感叹。但究竟是哪几种巧合叠加在一起，使得逻辑上天衣无缝的门禁系统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漏洞？这些信息还有待披露。

管理的漏洞与谜团

假狱警走到最后一道门前才被识破。是逃犯的演技高超还是狱内监控和管理失察？

一位监狱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分析:一方面原因是狱警流动比较频繁，经常会有一些新面孔出现；另一方面，监狱也是一个“工厂”，常会有外面的工人进出，这就必须有狱警带领。

监狱内的工作人员分为三部分，职责也各不相同。第一部分是武警，负责围墙、哨岗的警戒。第二部分是隶属司法部系统的狱警，负责监狱与犯人的管理、改造，日常生活和劳动生产。第三部分是工勤人员，承担监狱的后勤工作并协助安保。

而巧合的是，两个多月前第二监狱撤掉了负责监狱巡查的“防暴队”。“防暴队”由工勤人员组成，24小时分班在狱内巡逻，主要监控单独行动的犯人，弥补狱内的安全漏洞。防暴队解散后，很多人员被安排到各监区的监控室，通过摄像头监控犯人在宿舍内的活动。监狱内公共空间都安装了摄像头，狱长的办公室内有专门的设备，可以看到每一个角落的情况。也许是对技术的愈加倚重，才逐渐放松了人力的巡查监管。

监狱管理的主力是狱警，但是警力的配备比较紧张。平均一名狱警要管理20名左右的犯人。

一般每个监区有5名左右的干部负责，包括监区长和教导员，以及分管生产、改造等事务的副监区长。

一些工勤人员向本刊记者抱怨监狱人员有管理混乱的现象:“近几年从外面调进了很多有关系的人，但都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挤占了我们的编制，我们的工资被摊得越来越低，只有1000多元，一些已经退休的老人甚至只有几百元。”

在这次越狱事件中，那把杀死狱警的匕首来源一直是个谜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把不规则的刀具应该是犯人在劳动期间自制而成。它是如何制造的？又藏匿在哪里？这就涉及了对服刑人员的劳动监管问题。

犯人在出工、收工、睡觉前都进行点名和登记。“在劳动现场的监管责任最大。”一位狱警对本刊记者说，“有的劳动区域很大，必须要看住犯人；另外，他们会接触到很多劳动工具，有可能利用这些工具袭警越狱，或者利用台钳、车床等设备自制刀具等凶器。”在劳动区域，一名狱警常要盯住20名以上的服刑人员，不能让他们脱离视线之外。

对囚犯在劳动现场的管理，都是按三人互监小组的方式，以弥补警力的紧张。具体做法是将不是一个地方、案情不一样的3个犯人编为一组，互相监督，但彼此都不知道自己受谁监督，防止他们串联在一起。如有一人在一定时间内脱离了监管，则相应的监管犯人就要向管教报告。此外，作为通行办法，管教会在服刑人员中培养耳目，以及时掌握内部信息，“但接到的通常是一些小事，比如谁偷吃了谁家送来的东西，谁又和谁打架了，但越狱这种大事还没有接到过举报”。

4名犯人逃离监狱时，一人穿着抢来的警服，两人穿着便服，还有一人穿着第二监狱开运动会时所发的运动服，他把胸前“第二监狱”的字样蹭掉了。按照监狱的管理规定，监舍内是不能有任何多余物品的，包括换洗的衣服。这些日常物品都储存在犯人的仓库里，由一名犯人做仓库保管员。那两套便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又是如何藏匿的？

在整个越狱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与最大谜团则是4名犯人袭警的经过:一名狱警被捆绑后被抢去警服和门卡，而另一名狱警被砍了50余刀后身亡。这场惨剧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狱警如何进入了逃犯的圈套？

“不管怎样，监狱工作人员必须要和服刑人员保留一条底线，要保持戒备的原则。”一位已经退休10年的呼市老狱警对本刊记者说，“我工作的时候，按照规定，服刑人员与管教说话必须要站在3米以外，同时放下手里的工具。”而另一方面，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对犯人的管理重点在于思想改造，要让服刑人员看到生活的希望。

本刊记者一路追寻4名逃犯逃窜的路线，每到岔路口都要停下来分析一番去向(张雷 摄)

李洪斌:越狱者的迷途

犯下2006年那桩命案的时候，李洪斌距离自己的18岁生日只差6天。他因此得以躲过死刑，获判无期。法律的判罚，原本是期许他能用漫长的服刑，完成自我救赎。如果表现良好，可以获得减刑，但入狱两年多后，李洪斌的选择，却是越狱。

记者 王鸿谅 摄影 于楚众

破碎的期待

李荣和包田晓10月17日晚上19点多钟接到第二监狱打来的电话，才知道儿子李洪斌当天下午越狱了，一同逃走的还有3个人。夫妻俩都惊呆了，六神无主地在电话里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能反复念叨“怎么可能？！”那3个名字，他们从没有听儿子提起过，而且就在20多天前，9月25日下午，包田晓才刚到监狱探视过李洪斌。她记得的是，“我儿子见面那天可正常了”。

包田晓告诉本刊，9月25日的探监和以往一样，进监狱大门后，走上十来米，再经过两道门岗，到会见室，出示证件做完登记，然后再经过两道门，才能见到儿子。一个大屋子，透明的玻璃窗把自由和不自由人分隔开来，要拿起话筒，才能听到彼此的声音。

包田晓说她看到了李洪斌的笑容，“每次家里人去看他，他都可开心了”。那天又是李洪斌反过来劝慰包田晓，“他说自己在里面表现很好，劳动挣的工也多了，到年底就能当上劳模，获得减刑了”。包田晓于是觉得，儿子在监狱里“越来越懂事了”，“我能劝他的都是那些话，好好改造，他说得比我们说得好，常常反过来劝我”。“他跟我说，让我们不要再为他的事情奔波，乱花钱，他会凭自己的努力争取减刑。他还说，家里挣那些钱不容易，离呼市又远，一年来看他一次就够了。”

李洪斌服刑的第三监区，探视日期是每个月的10号或11号、24号或25号，探视时间每次最多半小时，如果遇上是周六周日，就只有十来分钟。自从李洪斌2007年入狱，包田晓坚持每月都从包头过来探监一次，“就是为了让儿子知道，家里人都没有放弃他，让他安心好好改造，早点出来”。

包田晓说，探监日她要大清早出门，花30元从包头坐长途车到呼和浩特，下车后到附近的火车站花1块钱坐1路公交车到南茶坊，再花上1块钱换乘42路车到二道河监狱站，下车后沿岔路再走上十来分钟就到了。沿途经过监狱家属区，两旁分布着各色小饭馆、杂货店和理发店。距离监狱大门50多米的路口空地上，通常都停放着数十辆揽私活的灰白色小轿车。这些包田晓从来都不舍得消费，她自带干粮，探视结束后，按原路线返回火车站，等候过路的火车回包头。火车比汽车便宜10多块钱，为了省下这点钱，包田晓到家常常都是深夜一两点。但每次来她都会给儿子监狱的卡里补上生活费，200元或300元不等，还会在监狱的商店里额外给他买些吃的，里面的选择有限，“也就是方便面和饼干”，价格比外面贵，“最普通的方便面一箱五六十元”。

2009年初，包田晓和李荣迁往包头南部的鄂尔多斯市谋生，距呼和浩特更远，坐大巴走高速最快也要3个半小时，车费单程最少60元。而且探监无法当天往返，即便包田晓只舍得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店花20元住上一晚，路费成本还是一下就翻了倍。包田晓说她只好改变探监规律，每两个月去一次，每次送去600元的生活费。

9月25日的探视，除了600元钱，包田晓还专门给儿子送来过冬的衣物。大约一个多月前，李洪斌从监狱打电话回家，“说去年冬天的棉裤太薄了，还说想要双旅游鞋，早上出操的时候穿”。今年的呼和浩特冷得早，10月中旬的供暖季还没到，寒意已经袭来。包田晓买了一条60多元的黑色棉裤、一双20元的黑色棉鞋和一双旅游鞋，还有几双新袜子，一件棉背心。因为就要国庆了，她还特意买了200多元的方便面和饼干给儿子留下。那天监狱里组织犯人们搞活动，探视时间临时调整，都放在下午，只有十来分钟。虽然时间短暂，不过儿子说的那些话，让她觉得，“今年的心都已经放下了”。只是这刚放下的心，不到一个月就被彻底打碎了。

改变的轨迹

李洪斌的越狱和他当年的入狱一样，都让亲人们猝不及防。他偏离正轨的改变，似乎一直远离家人的视线。即便不可收拾的烂摊子摆在眼前，家人还是找不出任何端倪。当年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

李荣和包田晓都是本分农民，2003年，两个人商量了很久，很下了些决心，才带着两个儿子举家离开农村老家，到呼和浩特谋生。他们的老家在内蒙古通辽市民主镇窑营子村，距呼和浩特1000多公里，距离通辽市区还有50多公里，算得上民主镇最大的村庄，有500多户人家。李荣家是农村中常见的大家族，8兄妹中他排第5，虽然他们8个都出生在窑营子，但籍贯上都延续着父亲的祖籍，并且将这记忆延续到各自的孩子那一辈，李洪斌和弟弟也这样成了“辽宁阜新人”。

李荣的弟媳黄桂芬告诉本刊，就在她家忙着盖新房那年，李荣举家离开窑营子去了呼和浩特，“去投奔一个亲戚，好像是他姑姑家儿媳的妹子，这个亲戚家在呼市搞建筑，做包工头，李荣他们说是到工地上去打工”。老家亲戚们也有些惊讶李荣的决定，这里的村民安守本分，祖辈都守着村边的这些土地，没有过多的想法。但黄桂芬还是觉得可以理解，“他们家人少、地少”。窑营子村人均登记在册的土地面积是4亩多，虽然将各种杂七杂八的土地加起来，各家的耕种面积总数远高于这个数字，但单纯依靠务农，各家收益还是有限，尤其是2003年各种农业税费还在的时候。

离开窑营子村时，1988年出生的李洪斌才15岁。他留给老家人的印象，跟村里的其他孩子没有差别，“实在、本分、勤快”。跟李荣一辈的人，对李洪斌的记忆更深刻，“很小就下地帮他妈妈干活了”，“看起来比同龄的孩子长得敦实、老成”，“干农活可是一把好手”。回忆起这些的时候，他们在地里忙着收玉米的手也没有闲下来，要赶在土地上冻之前，把地里已经收割好的玉米棒，一个个从秸秆上剥出来，堆放到家里。这里秋天的日头就已经很短了，早晚温差很大，正午午饭之后才能下地，下午16点半不到，天就擦黑了。村民们都练就了一番熟练的技艺，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人手能剥出1000斤玉米棒。

念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的李洪斌，进城前的生活就是这样，春耕秋收。在这个季节，那就是忙着埋头收玉米。他在村里最要好的两个朋友，都比他大三四岁，一个是他的表哥张永成，一个是表哥的邻居谢洪刚。如今，两人都已经结婚，张永成还即将晋级当爸爸。我们在地里找到张永成，他也在忙着收玉米，面对陌生人的提问，有些笨口拙舌，他的母亲李凤珍，也是李洪斌的四姑在一旁感慨，“洪斌的性格可比我儿子开朗多了，比他能说会道”。虽然是当年的好朋友，但张永成对李洪斌的记忆，实在梳理不出什么特别，尤其是李洪斌离开后，“一年也联系不上一两次，他的电话老换，也就是过年前通通电话，他说在外面打工挺累挺苦的”。

出门打工的难处，包田晓也曾经想过，但她和李荣还是想闯一闯。更主要的是，李荣会木匠手艺，“到工地上怎么也能找到饭吃”。刚到呼市的时候，事情还算顺利，一家都安顿在了建筑工地上，包田晓在工地上负责做饭，每月400元。李荣和李洪斌父子俩一起上工，工钱按实际开工时间计算，20元一天，另加5元饭钱。他们到了工地上才意识到，“开工才有钱”。包田晓说，“等到10月底11月初，地上冻，工地就停工了，就得另找活干”。在老家的时候，李洪斌就是包田晓干农活最好的帮手。进城以后，包田晓觉得，“儿子更懂事了”，“那么热的夏天，给他10块钱买雪糕，把钱捂烂了他都舍不得花，我都能从他身上翻出来”。

李荣和包田晓在呼市的工地上干了3年，其间只有2003年冬天回过老家一次，“路费太贵了”。亲戚包的工程结束了，他们也要另找出路。李荣辗转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在包头工地上卖熟食能挣到钱，所以2005年冬天，他决定带一家人去包头谋生。李洪斌没有跟父母一起走，因为2005年12月，他花了一个下午，在呼市一家叫浪中浪的洗浴城找到了工作，当服务生。这是他第一次自己找工作，也是他第一次晚上不用和父母住在一起，可以住单位宿舍。李洪斌让父母先走，说自己“等拿到2月份的工资就马上来包头”。包田晓记得很清楚，“过完年正月十三去的包头”，也就是2006年2月10日。可就在他们走了半个月后，李洪斌就出事了。2月26日，李洪斌和洗浴城的几个同事一起，犯下了抢劫命案。

城市的诱惑

当年的命案揭开了李洪斌生活中的另一面。2005年12月，这个不到18岁的年轻人找到洗浴城的工作后，遇到了一群年纪相仿的同事，与他同年的池志强，比他大一岁的王鑫和许龙，还有比他们大八九岁的王海生。他们经历相似，都来自农村，都在初二之前辍学，在呼和浩特都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只好到最没有门槛的洗浴城里先安顿下来。除了李洪斌，其他人都是2005年初到洗浴城工作的。

浪中浪洗浴城在邻近铁路的北垣街，中等偏下的市民消费，除了一层的门脸，只有地下一层，包括洗浴、大厅和包间按摩室，全部员工不过十来人。洗浴城的人员流动性很大，虽然出资老板还是同一个人，但实际上负责管理的经理和地下一层的员工，这几年下来早就换了若干茬。最近的这批，年资最长的是新任经理，到店才两个多月，根据他的推算，2005年的时候，浪中浪的服务员工资，“最多每月六七百块”。

对于当年洗浴城里的这几个年轻人来说，每个月的收入，似乎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渴求。他们开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用别的方式“搞钱”，说穿了，就是“偷和抢”。违法的恐惧，在一个有着同伴相互支持的圈子里，很快被消解了。道德与不道德的界限，也在这种支持下，被迅速填平。根据案发后警方的询问笔录，从2005年夏天开始，池志强和许龙就好几次晚上在青城公园实施抢劫，但收获甚微，一次“抢了4块钱”，另一次“抢了一个小灵通手机”。池志强认识一个开旅店叫“老三”的人，可以收赃，偷抢来的手机，可以卖50元到几百元不等。销赃得来的钱，他们一顿饭也就花掉了。

李洪斌融入这个团队的时候，内心是否有过挣扎不得而知。但不管心里怎么想，他上班后不到一个月，2005年圣诞节前夜，就和池志强一起，砸开一辆轿车行窃。那晚两个人本来是在舞厅“蹦迪”，因为觉得太热出来透气，在附近的巷子里看到停了一辆车，前排座上放着一个包。他们砸开车窗，拿着包打车回了洗浴城宿舍，翻查后发现包里只有名片没有钱，心有不甘，又打车返回现场，将车里的音响和电子屏撬了回来。后来还将音响以400元的价格卖给了洗浴城的老主顾。

偷窃得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圣诞节当晚，李洪斌又和许龙及另一个同事，下班后步行到一个僻静的巷子里抢劫，说不上谁是主谋。如果李洪斌在自己的口供中没有撒谎，那么，这是他的第一次拦路抢劫。他们选了一个单身女性下手，但对方激烈地叫喊，最终把他们吓跑了。李洪斌口供中说，实施的第二次抢劫也不顺利，那是2006年2月11日晚上，他和池志强在宿舍睡醒后，池志强说手头没钱了，要去搞些钱，两个人也是一拍即合出了门，地点是池志强选的，海东路财院南门一个东西向的巷子。这一次，他们选中了一个戴眼镜的斯文年轻人，但没想到年轻人激烈反抗，还狠咬池志强的手，李洪斌就拿出了随身带的刀，捅了年轻人。当他们快要得手的时候，过来一个遛狗的中年妇女，大声呵斥他们住手，并掏出手机要报警。两人一边骂一边按原路跑回了洗浴城，洗干净手上的血，回宿舍继续睡觉。而包田晓和李荣只知道儿子第一个月拿了600元的工资，其他的什么也不清楚，儿子住进集体宿舍后这些暗夜里的罪恶，完全瞒过了家人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