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与张德庆私交甚好的官员说:那是他(张德庆)最黑暗的日子。

事实上早在2007年2月初，坊间便开始流言四起，版本也各不相同:有传张德庆本人携款潜逃；也有传他被警方发现抓捕归案后，方舟集团资金链断裂；还有传张的落马是财务总监和集团律师为侵吞其财产设置的陷阱……

张德庆的“落网”引起了集资人的担忧。马三是3月初接到刘爱萍电话时才知道的，他和闻讯而来的集资人一起将方舟集团总部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希望这只是谣言。

巨额集资款如何偿还

一份天津市渤海会计事务所2005年的审计报告显示，仅方舟集团下属子公司天津市加利利通讯公司2005年的营业额就达4亿多元，利润4000多万元，上缴利税1600万元。

2007年3月，天津市经侦总队委托天津市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方舟集团资产进行审计。审计结果如下:公司现有资产22001.6万元，集团银行账户仅剩432794.24元，其中加利利账上为0元，恩诚公司账面仅100多元。

天津市经侦总队出示的这一审计结果引起了集资户的强烈不满。

相关人士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认为，这份审计结果存有很大的水分，方舟集团仅民间集资和银行贷款就达3.8亿元，还不包括其他资产。该人士透露，在张出事后，公司资产遭到了瓜分。

张德庆的辩护律师张健向《小康》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那是整个方舟集团溃散的开始。

集资户们开始搜集方舟集团的财产证据，并保留每次与官方“交锋“的证据。一名集资代表向《小康》记者表示，他们正在联系律师，状告渎职者。

集资户们认为，方舟集团是个集旅游、体育、文化、通讯、钢材、餐饮等十几个子公司的综合性企业，并在黄山、包头、甘肃、海南岛、天津静海等地投资，公司多年来经营有方，盈利较好，不可能没钱。

马三说，自己已不奢望能拿回全部的钱，但起码能挽回多少，算多少。

他们希望，政府在清查方舟集团资产的时候，务必做到公平公正，最大程度为集资者挽回损失。

“比如那个加利利和恩城通讯投资，政府必须要公正地清查。”一位叫巨莉的参与集资的市民说。

方舟集资案发生后，天津市政府牵头10个部门成立了方舟集资案财产处置小组。然而，两年过去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该处置小组副组长、天津市旅游局副局长金铁林的秘书沈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正全力清查此事，更多的情况不方便透露，但政府肯定会妥善处理。

2008年奥运前夕，为阻止一万多名集资户集体进京上访，天津市政府不得不将拘押在天津市看守所的张德庆“放”出来，责成其在最短的时间内筹出钱来缓和这一紧张局面。看守所旁的一幢二层小楼批于张德庆办公使用，允许其与外界联系，可支配部分人手，但不能离开。2008年8月初，一万多名集资户陆续接到电话通知:可以拿回集资额10%的资金，条件是不能进京上访。

马三告诉《小康》记者，签了承诺书后，一个月之内，钱到了账户上。

之后，张德庆又回到了看守所。

关于张德庆，坊间评价最多的是:野心很大，但也很讲信用。

一名长期与张有生意来往的老板向《小康》记者介绍，44岁的张德庆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早年在政府里任职，1999年开始下海，方舟旅行社是他掘的第一桶金。出事前，他所有的心血都投在了静海。他还透露，张与静海县一名官员私交甚好，出事前一直住在他家。

“这个人做事很讲究。他在静海承包了一块50年经营权的地，挖了个850亩的湖，还养了500多条狗，建起了赛马场，还盖了大棚和高尔夫球会馆。”2002年，张德庆在天津静海县西双塘村投资3.6亿元打造天津方舟国际都市生态园。该生态园由8个项目组成，有竞技、特色养殖、驯养、森林景观等，生态园规划面积达1万亩。

听说记者要去生态园，出租车司机老黄一脸惊讶。

他说，那个地方已经好久没有人去了，自从不赛狗和不赛马之后，就几乎没有人去那里了。“以前，赛狗和赛马的时候，那里是人山人海，而且很多市里的官员都喜欢往这跑，已经自杀的政协主席宋平顺就老喜欢来。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没声音了，再后来就没人来了。”

在生态园里，透过杂草从生的赛马场、生锈的狗房、荒废的赛狗道、闲置的高尔夫球馆，隐约能看到当年这里的风光无限。然而，如今，这里已风光不再。

当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对《小康》记者说，狗都已经送给当地村民养了，马也变卖抵债了，湖、球馆什么都是荒着，湖还没有引入水，就剩一大坑。

张德庆的辩护律师张健告诉《小康》记者，张虽然在看守所里，但心没死，还想把他的生态园建起来。他多次申请取保侯审，并提出了完整的还款计划，但被拒绝了。

出问题就严查，不出问题就放松

天津市的一名政府官员向《小康》记者表示，在“方舟集资案”发生后，政府加大了打击非法集资的行动，还加强了对此方面的宣传教育。

2009年3月2日，天津市公安局在河西区银河广场开展了主题为“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维护金融管理秩序”的防范打击非法集资主题宣传活动。3月20日，天津市红桥区和武清区非法向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集资2亿元曝光。

一名长期参与整治行动的官员告诉《小康》记者，各地政府在非法融资在监管上，基本采取“出问题就严查，不出问题就放松”的态度。地方政府的考虑是:过严，怕影响地方经济增长，过松，又怕扰乱地方金融，酿成社会问题。

而事实上，中央政府针对非法集资的打击行动一直没有松懈过。2007年，全国刮起整治打击非法集资的行动风暴，国务院多次召开银监会、发改委、公安部、工商总局等近二十个部委的专项工作会议，就处置非法集资活动部署工作。并紧急启动了处置非法集资部级联席会议，加强多部委协调作战能力，在银监会内还成立了处置非法集资办公室，但始终收效甚微。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资料显示，2006年已经立案的全国重大非法集资案件达到了1700多起，涉及金额数千亿元。

最高人民法院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这仅仅是冰山一角。由于目前还没有多部门互联的信息登记系统，大量的案例散落在各个部门及地方相关部门，除此之外，那些没有纳入全国统计范围的众多中小案例就更不在其列。

他告诉《小康》记者，中国的集资案高居不下，案件频发，这与当前不开放的金融市场环境有一定关系。此外，中小企业融资难和监管者不明确也是非法融资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该名官员坦言，尽管国务院已明确由银监会负责对非法集资的认定、查处和取缔及相关的组织协调工作，但对社会集资如何审批、审批标准以及对非法集资认定的依据等问题，尚没有从法律层面上加以解决。

“非法融资之所以难以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法规对正规民间融资和非法融资的界限没有明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说。他表示，民间金融的法制建设已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现行法律制度中，非法集资打击取缔办法存在明显缺陷，缺少保护民间融资和规范社会集资的法律法规。他表示，只有制定专门的民间融资管理办法，才能将民间融资从目前的压制性管理转变为扶持性管理，引导其从“地下”转入“地上”，保护合约双方的正当权益，促使其逐步走向契约化和规范化轨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教授认为，中国当前民间融资非常普遍，政府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如果要想改变这一现象，除了开设小额信贷和提高贷款环境外，还要尽可能地让国有商业金融机构透明化运作。只有强调金融市场的开放性，大力发展中小金融企业，通过金融业的繁荣发展，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非法集资。(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