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余时间里，新中国构建起了可靠的国防力量，有效慑止了霸权主义的侵略战争，为中华民族复兴赢得了宝贵的和平环境。

新中国国防建设的历史性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新时期，同时也开创了国防建设的新时期。1980年代中期，我们党依据国际形势的新趋势，调整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对战争威胁作出了新的估计。在198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的新判断。依据这个新判断，中央军委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战略决策，推动军队建设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通过加强军队的长远性、基础性建设，扎扎实实地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这是新中国国防建设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新时期，新中国国防建设的重大调整之一，就是重新定位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早在195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和平环境中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在1960年代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举国备战的形势下，国家资源的分配和投放按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顺序作安排，国防建设被摆到优先地位。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必要的。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建设坚决贯彻在大局下行动的方针，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确保国家宝贵资源优先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样做的结果，在一定时期内的确放慢了国防建设的步伐，但却有效增强了国防建设的经济基础，使国防建设能够获得更加雄厚也更加强有力的财力和科技支持。

在新时期，我军瞄准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再次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军。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要求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推动军队建设全面发展。在军队建设总目标的指引下，我军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首先，彻底转变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把加强质量建设放在了突出位置，向质量要战斗力；第二，把教育训练放在战略地位，通过严格而系统的训练提高我军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提高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第三，调整改革体制编制，在减少数量的同时，优化运行机制，建立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军队组织结构；第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武器装备，实现了战略导弹、通信卫星等尖端武器装备的新突破，推动武器装备整体发展跨上了新台阶。在中国特色精兵之路上，我军面貌日新月异，现代战争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不断增强。

在新时期，我军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和现代战争特点，着手调整军事战略。1988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决定调整军事战略，规定我军由准备应付全面大规模入侵转变为准备应付局部战争，从而确立了新时期军事战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所作的充实和调整，为国防建设提供了新的依据，指明了新的方向，同时也推动了对军事战略的积极探索，为1990年代以后确立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创造了条件。

积极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新挑战

1992年海湾战争，一方面昭示了冷战后的世界不会太平；另一方面展示了现代战争的新趋势，以信息化技术为核心的现代高新技术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正在深刻改变军队的组织结构、作战方式乃至整个战争形态，拥有信息化技术优势的一方，明显地掌握着更多的战场主动权。

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中国军队“两个能力不足”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江泽民明确提出了积极迎接世界军事发展挑战的新课题。

1993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对积极防御军事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确立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规定我军必须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从准备应付一般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到准备应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从而紧紧抓住了世界军事发展的新潮流，指引新中国的国防建设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中央军委对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作进一步充实调整，明确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准备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上来，并据此提出了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任务，要求以打赢信息化战争、建设信息化军队为战略目标，以军事改革为动力，以跨越式发展为途径，从发展新技术武器装备、培养新型军事人才、调整改革体制编制、创新军事理论等方面着手，推动我军在继续完成机械化历史任务的同时，开始向信息化方向发展，最终实现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整体转型，迎头赶上世界军事发展潮流，为控制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而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