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禹作敏时代”的改革

叱咤中国农村改革风云数十载的禹作敏最终栽了。

1993年8月27日，因“刘玉田案”和“危福合案”，禹作敏被天津中院以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99年10月2日深夜，在服刑期间获保外就医的禹作敏吞服大量安眠药，于次日凌晨1时许在天津天和医院去世。

对于禹作敏的悲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认为，从体制角度来看，自治性村庄和国家政权是有着不同的权力运行逻辑的，将它们混为一体容易产生一种自以为可以决定他人命运的虚幻力量。禹作敏没有认识到这两种权力的边界而挑战了体制的底线，也就最终决定了他最后的结局。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禹作敏是那个崇尚权力的时代的产物，也是权力边界不清之制度环境的牺牲品。

在禹作敏被逮捕后数月，1993年11月18日，经天津市政府决定，大邱庄撤村建镇，隶属天津市静海县；同时，把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企业集团企业办社会的那部分职能剥离出来改为四个街道。另外，邻近大邱庄的大屯、满井子、王虎庄3个村一并划归大邱庄镇。当时，全镇总面积达到32.8平方公里，耕地为19590亩，总人口3.3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万人，外来人口2万余人。知名学者、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项继权教授认为，大邱庄镇的建立打破了村庄的封闭，被国家权力接管的大邱庄，正常的秩序中减少了威权人物的干扰。

在禹作敏出事后的一段时间，大邱庄依然保持着惯性增长。1997年，大邱庄达到最辉煌的时期:工业产值达到130多亿元，钢材加工产量270万吨，G D P总值16.1亿元，税收9400余万元。此时，大邱庄第二产业已经占

到经济总量的95%，其中钢铁加工业又占全部工业的86.7%，加工能力达到400多万吨，仅制管生产线最高峰时就达到96条，生产能力接近200万吨，相当于国内一个特大型钢铁企业的规模。

然而，也就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家开始整顿金融秩序，各家银行紧缩银根，大量信贷资金和社会游资从大邱庄撤出，企业赖以生存的资金链被掐断，大邱庄经济从此一路下滑:1998年底，大邱庄工业销售收入由1997年的100亿元降到60亿元，税收由9300万元降到6000万元，有一半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到2001年，大邱庄工业销售收入82亿元，税收仅完成了3500万元，回到建镇之初的水平。

“即使禹作敏不出事，大邱庄经济早晚也会出事。”静海县以及大邱庄的领导人认为，大邱庄经济由盛而衰是不可避免的，由于高度依赖钢铁工业、产业结构单一，债务负担沉重，企业自身存在产权不明、管理模式落后等弊病，大邱庄的经济基础极其脆弱。禹作敏时代村民享受的种种免费福利，在大邱庄陷入低谷时就成了企业背负的沉重包袱。

为此，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镇党委、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对原来的四大集团公司进行了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对全镇企业实行产权改制；将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折价全部出售给个人，实现住房商品化；出售4个街道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解决公私不分问题，同时，取消原来供水、供电、供暖等方面的免费福利。

“书记(禹作敏)在的时候……”

大邱庄镇官方称以上改革是“改出了动力，带来了繁荣”，但在坊间，也有普通村民中对改革有着诸多不满。

“ 书 记(指 禹 作 敏)在 的 时候…….”在大邱庄老人活动中心，84岁的李长功和那些和他一样经历大邱庄60年贫富浮沉的老人们的闲聊，往往是这样开头。这些老人中，有捐资兴建活动中心的大邱庄富豪的父亲，也有人穷得连供暖费都交不起。他们大多怀念禹作敏时代的大邱庄:“当时大家心里装的都是集体，现在是各干各的。以前是啥都管，现在是啥都不管。大邱庄人还是有钱，那只是少数。”

后禹作敏时代的改革使大邱庄告别了集体化，一些无权无势的村民生活由此陷入困顿，贫富分化由此凸显。名义上，大邱庄人大多数是农业户口，然而原来大多数耕地已成了工厂用地，即使街道还有少量农田，也被转租给外地人耕种，村民想靠种地为生也不成；而那些曾是属于集体财产的工厂如今也纷纷易主，转为私人经营，没有一点关系是难以谋得活计。

对于大邱庄改制所出现的问题，于建嵘认为，其中最主要与当年禹作敏在任时集体和村民个人之间的产权不明晰相关。许多事实都表明，模糊不清的集体财产比国有资产还容易被人掠夺。因此，当禹作敏这样具有符号性质的强势人物倒掉时，原来名义上属于大邱庄人共同所有的集体财产就必然会在混乱中有所流失。

但于建嵘强调，今天我们可以把大邱庄的许多不和谐与一些人“合法”地改变了大邱庄集体时代的财产关系联系起来，但这些绝不能成为否定以明确产权关系为目标的改制的理由。

2009年6月18日，重返家乡参加竞选的刘金会落选了，这在他意料中。现在，他希望借助法律等途径呼吁调查一些村干部利用企业改制侵占集体资产的情况。当年，也正是通过法律，令造成他一家家破人亡的禹作敏最终下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辈谨记，后辈谨记。”1990年仲夏，禹作敏在《大邱庄变迁记》中写下这最后一句。这或许是这位悲剧性的风云人物，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最后、也是最精辟的告诫，因为改革依然未竟。

回望大邱庄60年，从均贫走向共富、又到如今贫富分化，历经兴衰跌宕的大邱庄无疑成为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史的典型标本。

采写:本报记者 许黎娜 实习生 张莹琦

摄影:本报记者 孙涛

统筹:李召 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