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夕阳中的大邱庄，笔直的迎宾大道将度假村的别墅群和大片的工业园区分隔开来。

第5期

天津大邱庄

回望大邱庄60年，从均贫走向共富、又到如今贫富分化，历经兴衰跌宕的大邱庄无疑成为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史的典型标本。

一个村庄与一个人物紧密相连，以至于在其去世后10年的今天，他的名字再次被村民想起，这就是天津大邱庄与禹作敏。

2009年6月，记者在大邱庄采访时，正好赶上当地尧舜街道村委会换届选举，而参选人之一刘金会正是当年导致禹作敏入狱的一个关键人物。1990年，禹作敏因认定时任大邱庄家具厂副厂长的刘金会猥亵他的一个侄女，于是对刘家人进行扣押、殴打，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被打致死，刘金会被迫远走他乡。

1993年8月27日，禹作敏因“刘玉田案”以及另外一桩命案———“危福合案”被判刑20年，1999年10月3日，禹作敏去世。

在禹作敏去世10年后，刘金会重返家乡参加竞选，他向尧舜街道村民的承诺包括:调查尧舜街道的工业占地情况，对于多年不交费的，要依法收缴上来，全部分给村民；建立村务公开制度；解决大多数村民就业难等等。刘金会坦承，他决定回到“伤心地”大邱庄参选，也是为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有村民不理解，以为他为了“报仇”而来。

很多大邱庄人依然笃信:大邱庄能有今天，还是不能忘记已经去世10年的禹作敏。

“左了必穷，穷了必左”

虽然村民心里感激禹作敏，但在现在的大邱庄，禹作敏留下的痕迹却十分稀少，其中一处比较显眼的，就是位于大邱庄香港街南端的一面九龙壁。

九龙壁背面，寥寥400余字的《大邱庄变迁记》，讲述这个始建于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的小村庄，如何从昔日的“以穷著世”，转变成“中国第一村”享誉海内外。“变迁记”的作者，正是引领这场变迁的禹作敏。

今天，在大邱庄的田野上，记者再也寻不见那“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的景象。只有自来水里的那股咸味，还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是片盐碱地。

由于濒临渤海，地势低洼，土地盐碱，使大邱庄落下了“穷根”。1948年12月20日，拥有275户、1650人的大邱庄迎来解放。此时大邱庄后来的致富带头人禹作敏刚好18岁。然而，此后近30年间，这里依旧贫穷而破败:道路坑洼不平，房屋清一色是土坯房、无砖无瓦。

在历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后，1958年，大邱庄成立人民公社。这一年，28岁的禹作敏入党，当时他只是大邱庄所属的团泊洼人民公社的一个会计。1961年，针对大邱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作风)盛行，禹作敏直言，那些不切实际的举动是冒虚火、鼓虚劲、夸海口，干傻事的穷冒进，被革命群众整了六个月后，发配到第11生产队当社员。

史料记载，在“三年困难时期”，大邱庄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3两，有的生产队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几钱，人们无粮可食，只能以榨草、树叶、稻草、与米糠、向日葵盘子、高粱帽、野菜、杂草充饥。全村人普遍浮肿、干瘦，人口死亡率达到3%。村里死了人，却连打坟坑子的人也找不出来。大队只好立下一条规矩，谁打坟坑子给谁补助2斤胡萝卜。村民李长功不堪忍受饥饿，带着妻儿被迫离开大邱庄，到东北林场当工人。1966年他回了一趟大邱庄，“村里吃的是还是红高粱，还不如在东北吃玉米面”，李长功又一次离开故土。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贫穷的大邱庄喊出“宁要穷平均，不要富冒尖”的口号。生产队多收了，也不能多分，谁多分了就要被扣上一顶“物质刺激，分光吃净”的帽子。天津静海县史志专家王敬模在《大邱庄史话》里归纳1958年-1976年这18年间的大邱庄:在农业生产方面有较大发展，集体经济收入和社员生活仍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究其原因，是执行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路线，陷入到“左了必穷，穷了必左”的恶性循环中。

上世纪70年代初，受“农业学大寨”的精神感染，当上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带领全村百姓以土筐和铁锹为工具改造盐碱地，一干三年，把7000多亩高低不平的台子地，全部变成“条田成方渠成网，灌木成丛树成行”，粮食产量从原来亩产百八十斤一下子跃为五六百斤，甚至还修了7条比京津公路还宽还直的大道，以及几十条能走马车和拖拉机的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