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庄其实是个大公司

盐碱地的改造成功，让李长功在1978年携家眷回到大邱庄时，差点认不得这是自己的故乡。他回来，只因禹作敏信里的一句话:“大伙现在不挨饿了。”

“文革”后，人心思变。“以穷为荣，以富为耻”的观念被摒弃。1977年，大邱庄举行党支部书记选举时，有村民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令禹作敏面临挑战。他向社员承诺:三年摘掉贫困帽子。如果实现不了，自己自动下台。为此，禹作敏成功连任。

这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清楚，大邱庄要致富，光靠种地肯定不行。之前十几年，大邱庄曾先后办过电磨加工厂、粉碎厂、农机修配厂、锻件厂和砖瓦厂，但效益都不好。

禹作敏看中了村里的能人刘万民。此人原是天津一冶炼厂设备科副科长，精通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同行中有一批熟人。1977年下半年，刘万民考察市场，发现搞冷轧带钢能赚钱。禹作敏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把发展乡村工业作为大邱庄的第一项改革。

大邱庄白手起家的资金，只有东挪西借来的15万元。刘万民和兄弟刘万全在天津冷轧带钢厂买下一台被淘汰的轧钢机，又仿造了两台，经过两个多月的试工，产品合格。1978年10月，大邱庄第一个工业企业———大邱庄冷轧带钢厂正式投产，当年即全部收回投资，并盈利30多万元。

首战告捷后，禹作敏决定把钱再投资建厂，很快，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等各类工厂在大邱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83年，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成立，建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每个工厂又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分厂。

李长功的几个孩子，在禹作敏的安排下，都进了大邱庄工厂上班。生活虽然过得去，但李长功对越来越多的庄稼地被一家家工厂取而代之，颇感不满。禹作敏还反过来批评他“眼光不长远。”

上世纪80年代初，大邱庄走发展工业道路，一方面经济获得大发展，一方面又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饱受非议。有些人以“挖社会主义墙脚”、“贿赂腐蚀国家干部”等罪名，接连写信给静海县委、天津市委。天津的个别主要领导当时还受计划经济框框束缚，认为大邱庄搞钢材加工，是与国营企业争原料，说发展方向有问题。

1984年9月18日，禹作敏正在与新华社记者林沫和范银怀谈话时，恰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来到。他正按邓小平指示参加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心内容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搞活。于光远听了禹作敏汇报后说，大邱庄的发展“路子对”，只要市场需要、社会需要，乡镇企业照样可以搞钢材加工。

于光远的这番话给禹作敏“壮了胆”，这也成了大邱庄的转折点。天津市委领导对大邱庄态度开始改变。1985年1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等由天津市长李瑞环陪同到大邱庄视察。他们看到大邱庄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改善了，说这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结果，指示他们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1987年4月23日，大邱庄宣告成为中国最早的亿元村，一时间声名鹊起，人们争相到这华北平原上升起的“天下第一庄”参观取经。《静海县志》中记载，据统计，1984年-1990年，大邱庄共接待国内外参观访问者几十万人次，仅1984年就有8.8万人人次，高峰日达0.28万人次。

当时《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什么都得听禹书记的”

“如果单一搞农业，每年平均产值只有70万元，大邱庄3000多父老乡亲能富起来吗？”1989年1月13日，禹作敏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介绍大邱庄发展的文章《十年改革十变巨变》，特别提到了大邱庄“以工补农”的方式。

在“包产到户”成为农业改革的主流时，禹作敏在大邱庄实行的是统一经营的办法:1979年，大邱庄的11个生产队改划为25个作业组，以此解决“干活大帮轰，分配大锅饭”的弊端；1982年实行责任到人、利益到身、层层承包、累计进奖的办法，将耕地承包到人；1983年成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后，原来的农民都成为“企业工人”，实行工资制，工农界限开始消失；1985年又改组农业作业组，将全村4857亩耕地改由4个作业组承包，实行机械化作业。在历次改革中，大邱庄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逐渐减少，到1992年农业管理人员减少到只有8人。至1990年底，粮食总产350万公斤，比1978年的140万公斤增长1.5倍，比1949年的34万公斤增长9.4倍。

当时，工农业计酬都以1000元计算，再根据实际产量给予补贴奖励。1984年，大邱庄的种地高手马德良承包了140亩土地，收获粮食100024斤，年收入达16500元，轰动一时。同年12月，马德良夫妇还应法国一家电视台的邀请到法国访问，被法国农业部长授予“农业功勋骑士”称号和一枚法国农业勋章，1985年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到马德良家访问，和陪同的天津市市长李瑞环说，在工业比较发达的村镇应该研究如何使农业劳动者和工业劳动者的收入保持平衡的问题。

禹作敏时代的大邱庄人，不管是进工厂上班的、还是种地的，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都能免费享用高度发展的集体经济带来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待遇，包括水气电暖、住房、通讯、交通、上学、医疗等15项之多。

“那个时候什么都是发的，连水电都不要钱。”当时以种地为生的李长功很怀念那些“乌托邦式”的日子，他儿子结婚，跟禹作敏一说，不花一分钱，就得到了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装修都不用，带上家当直接就可以住进去了。

获得这些免费的福利，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什么都得听禹书记的”。像李长功这样的普通村民，根本无从估量禹作敏到底拥有多少个人财富，这也不是他所关心的。在当时的大邱庄人的心目中，财富是集体的，是禹作敏带领大家创造出来，自然要拥护他。

经济上的高速发展，使禹作敏的私欲和权力欲也无限膨胀起来。禹作敏曾这样告诉他的搭档:“丑话咱说在前头，新搭起来的领导班子，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都不要。”有一次，一位香港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禹作敏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笑着应声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新华社记者范银怀在《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兴衰谜》写道:在一次产权改革座谈会上，禹作敏说:“我们是白手起家，现在每个集团都有十几亿资产。这究竟是属于谁的？”他自问自答:“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难说”，“大队没给一分钱，当初向银行贷的几万元款都还了。国家也没有投资。”他由此推论:“这几十亿资产是我的也可以说。”

1992年3月，禹作敏以“实现现代化企业管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为名，进行体制调整，把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改为“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公司下设5个集团公司，即万全集团公司、尧舜集团公司、津美集团公司、津海集团公司、华大集团公司。总公司成立董事会，禹作敏退居第二线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由25岁的儿子禹绍政担任。从表面上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了，实际都由他们父子俩人统领了，所有权成了禹作敏的，经营权是儿子禹绍政的，统一到了“禹家”。从此，大邱庄总公司的领导班子中，除个别异姓是禹作敏“心腹”，其他都是“清一色”的禹家班底。

“产权不明，缺乏约束机制，经营者权力无限膨胀，企业财产很容易变为个人财产。”范银怀评价大邱庄的改革，是一次个人高度集权下的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