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策地方变，在权有位瞎胡干，到了省市告不了，受害才把中央找。”这是辽宁省新民市周坨子乡安坨子村30年上访户崔德忠创作的“反腐歌谣”中的一首，形象地描述了当前一部分上访群众眼中的信访现状。

因为“大儿子当兵政策没落实”、“三儿子被怀疑偷窃遭派出所殴打”等4件事，崔德忠从1979年就开始上访，其间，经历了周坨子乡12任党委书记，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上访专业户”。今年4月，他因又打算进京上访，被乡派出所发文告诫。因长期上访频繁接触各级领导干部，又身处基层，崔德忠对目前存在的“花钱买稳定”有着自己的看法。5月24日，正在省城沈阳上访的崔德忠告诉记者:“花钱是买不来稳定的，只有‘真理’才能换来稳定，我们党讲究实事求是，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上访人的合理诉求，才能彻底息诉罢访。”

他还以自身30年的上访经历以及耳闻目睹现身说法:“花钱买稳定”虽然不是主流，但这一现象确实存在，自己也因此受过益。就在4月份，崔德忠被告诫不能去北京的非信访场所上访后，新民市公安局、周坨子乡派出所的领导还亲自登门，送上1袋米、1袋面、2桶油和7斤半香蕉。此前，全家三口还享受了“低保”待遇。不过对于这些，崔德忠并不买账。“我不认可政府这种做法，我之所以不放弃上访，就是想讨个说法，就是想一下子把问题全部解决，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挤牙膏’。”崔德忠最后这样愤愤地对记者说。

更有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豫北一名干部告诉记者，有一次，几个上访户在一块吃饭交流上访经验，吃完饭不想埋单，就打电话给当地政府的一名领导，让他来结账。他们威胁说，如果不结，马上就去北京上访，到时候让你们去北京接访，挨上级批评不说，花的钱比吃几顿饭都多。这名领导无可奈何，只好结账了事。

此外，为了不让上级信访机关给当地信访群众登记，或者从记录中撤销上访登记，不将其列入统计、通报的范围，一些基层党委、政府不惜动用大量财政资金进行“公关”。这就是俗称的“销号”、“销账”。河南省某县政法委书记就坦陈，2007年1月至3月，该县实际发生赴京上访25起65人，进入登记的只有1起。而这是要花钱请客送礼，甚至贿赂信访工作人员才能做到的。

通观林林总总的“非正常息访”现象，看起来是为了解决问题，实际上却在不断制造新的矛盾；看起来是重视信访，实际上却在糊弄上级、捞取政绩。钱花得再多，这样的稳定不过是昙花一现。事实上，掩盖问题比问题本身更可怕。长此以往，社会矛盾越积越多，不仅极大地损害法制权威、干群关系、政府公信力，还有可能在不断酝酿发酵中，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

《半月谈》:“非正常息访”的背后

本刊记者 范春生 周伟 李钧德

记者最近在基层调查发现，“非正常息访”怪象所导致的政府投入是一个惊人数字，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固定并以此为生的信访人群体。权威人士指出，花钱不可能真正换来稳定，这种行为使信访人的合理诉求被压制或忽略，对相关责任人的惩处机制因此丧失，政府的公信力也会下降，信访形势将很难好转。

“花钱买稳定”是一种短期行为

“花钱买稳定”这种“非正常息访”的做法忽视了信访工作的复杂性，将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简单等同于“人民的问题靠人民币解决”，是一种典型的短期行为，其危害不容忽视:

一是“截访”成本高，有的甚至成了“无底洞”。近年来，基层一些地方用于“截访”的成本不菲:实施“盯人”战术要花钱，给上访户开宾馆包吃住要花钱，请上访户旅游要花钱，派干部到北京等地去接人要花钱，坐飞机回来要花钱……基层一名干部透露，当地为了“稳控”一名老上访户，每年单花在他一人身上的费用就达数万元。

记者接触过一名老上访户，他开始只想为自己1万多元的损失寻求救济，后来当地县政府提出用5万元让其自愿息访。而他就像发现了政府的“软肋”，开口要20万元。

基层一名信访局长反映，最怕的是碰到这种“无底洞”式的上访户。“有的上访户提出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我们答应了；他家明明住着楼房，却提出要吃低保，我们也想办法落实了。这些问题其实与他上访的内容无关，我们为了息访，只能一再妥协。没想到他不满足，还是不断上访，我们都快崩溃了”。

二是老问题没解决，新矛盾又产生。一些地方把上访者送进“学习班”甚至精神病院，图的是一时的稳定，保的是自身的官帽。这种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剥夺其合法权益的做法，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信访者与当地党委、政府的矛盾，势必引发新的或者更多的上访行为。

三是淡化了宗旨意识，影响了干部作风。既然可以“花钱买稳定”，基层一些干部认为，信访工作中的“疑难杂症”没必要认真解决。解决这类带有长期性的复杂问题，好比碰到了慢性病，不时花钱买点消炎药止痛一下即可，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恐怕要动大手术，但那样得不偿失。还有的领导干部透露，一些矛盾是上任留下来的，到了自己这一任也不想去碰它，顶多花点钱先稳住再说，反正自己是有任期的，拖过几年自己就走了，“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想接。

警惕无奈选择中滋生的“信访油子”

长期关注研究社会矛盾和腐败问题的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侯小丰认为，“花钱买稳定”这一现象，首先直接表现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在特殊时期或某一时间段，出于“上级要求”或“某种需要”而出钱、出物暂时平息上访的办法；另一方面，由于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问题，一些上访人利用干部这种心理而求得“利益回报”，久而久之，形成了“信访油子”群体。

侯小丰说，虽然“信访油子”在上访人群中只占极少数，但他们的出现，还是给我们现有的信访工作机制提出挑战。同时，在这类人群上的开支日积月累，也是一笔庞大数字，值得警惕。

沈阳市和平区南湖街道办事处主任安光军在日常工作中，大量接触并处理信访事件，也接触过许多信访当事人。他告诉记者，仅街道办事处这一行政层级，每年为了接访或处理信访事件，就要花费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在这方面的财政压力确实比较大。他证实，“信访油子”确实存在，自己几年前在工作中，就接触到这样一名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发生在近20年前，毫无道理，但是一遇到重大活动举行时或敏感日子，就直接进京上访。“这种人很聪明，每次被接访回来，从不提具体的金钱或物质，政府无奈就主动‘开价’安抚他，而且没完没了。”安光军透露说，这种信访人发现了“甜头”，“一招鲜”屡试不爽。

辽宁省辽中县一些基层信访工作者认为，其实难于接待的并不是那些有切实困难，或者遭遇不公正待遇的群众，而是那些尝到上访甜头的“会哭的孩子”。

辽中县委书记张东阳认为，信访工作之所以难，因为它是一项政策性、原则性很强的工作，上访群众有问题，我们可以解决，但是在处理信访案件时，绝不能突破政策界限、违反原则，更不能花钱买平安。

“信访油子”的出现，警示我们种种“非正常息访”行为已经发出错误信号，刺激一些人信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有的人逐步形成对信访工作的“制度崇拜”和路径依赖，对信访部门解决问题、满足诉求的期望值日益增高，因此到信访部门上访的多、找法院打官司的少，涉法涉诉等问题大量涌向信访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