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妄图“谈出个独立来”

有了达赖这个“金字”招牌，“藏独”集团一直以来就惯用软硬两手，即不放弃使用暴力，也不关闭和中央接触的大门，能赖则赖，痴人说梦地企图和中央“谈出个独立来”。

1979年改革开放启动，中央对达赖政策也进行了一定调整，双方自1959年达赖出逃以来的首次接触便始于该年。从1979年8月到1980年9月，在中央政府的邀请下，达赖喇嘛先后派出了三批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双方的接触逐步增加，趋势一直持续到1987年。

1987年，不满于双方接触进程缓慢的达赖集团开始频繁制造事端。

达赖集团一方面炮制了所谓“五点计划”和“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同时，从1987年9月到1989年3月，共在拉萨挑起18次示威骚乱。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1991年苏联解体，达赖集团以为中国政府极可能无法应对种种复杂的局面与挑战，于是公然倒向西方社会。

直到21世纪初年，达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重新提出了与中央政府的和谈要求。自2002年至今，达赖已派遣特使与中央政府举行了6次谈判。然而，达赖集团始终没有放弃变相“藏独”的所谓“中间道路”主张，这是谈判失败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激进的“藏独”分子开始对达赖路线表示不满，认为这种“和谈”并无助于推进“藏独”。于是，就在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西藏发生了“3·14”骚乱。为了胁迫尽量多的僧众参加暴乱，“藏独”集团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一位喇嘛事后回忆说：“我们的庙里来了一些从印度来的喇嘛，是达赖的‘代表’，他们要我们上街，我们不想去，他们就破口大骂。”

事实上，今后西藏分裂势力将采取何种宗旨与措施？“藏独”集团在国外到底积累了何种潜在能量？至今依然是个未知数。

中国下一步的反分裂斗争，既要应对有形的达赖集团、“东突”分子，反击他们的文武两手，而且，如何应对他们背后“无形的手”也是一个重大挑战。(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反恐专家)

【策】不要指望西方人完全理解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如何破解分裂势力的“暴力”和所谓“非暴力”的两副面孔？从国际层面而言，西方为何容易被一些中国的分裂势力蒙骗？从国内层面而言，反分裂斗争与民族政策的关系究竟是如何相辅相成的？

李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

分裂势力、恐怖势力都是一体两面，我一直把“世界维吾尔大会”和“东突”视为一体，只是它们的表现形态一个是从政治层面活动，一个是从武装层面活动。

当前的反分裂、反恐怖工作，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它们所从事的恐怖活动，以及它们之间联系的证据实实在在地找出来，并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众。这个工作有一定的难度，恐怖分子的活动十分隐蔽，并且很多活动是在境外进行，这给我们收集证据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史安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们的民族政策可以纳入到“文化中国”的内涵中来。以美国为例，它也对少数民族有很多优惠政策，但这不作为官方行政的层面，而是作为社会多元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做法是基于人的平等价值，效果会更好些。

在民族政策的对外宣传上，要有“文化中国”的思维，而不要过度强调“地理中国”。我们在国内宣传的这一套，西方人是听不明白的。达赖的做法就是把自己包装成了民主、自由的化身，中国反达赖，反分裂，但在西方人的眼里，就成了反民主、反自由。

我们不要指望西方人能理解我们的反分裂，不要指望西方人能完全听我们的，因为西方人的反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因此，这需要我们自己变，用西方人能够接受的话，阐释我们的民族政策。当然，我们的立场不能变，变的只是说话的方式。

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光靠改善生活不能解决民族问题。政治认同的基础是文化的认同，没有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是短暂的，不稳固的。所以民族政策在文化上多下功夫是必要的。要让大家更深刻感受到，尽管信仰不完全一样，文化背景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那就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民族的凝聚力其实就是文化的凝聚力，政治的凝聚力往往带有强制性，而文化的凝聚力才是发自内心。但如何从文化上入手，这需要研究和探讨。(本报记者 梁辉/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