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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只是一次模拟，这个刁钻问题的提问者是某县的县委副书记，他扮演了一名“美国记者”。
自2002年起即在四川省党校主持艾滋病政策培训的罗振宇教授说：“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少数领导干部在生活上不检点，有嫖娼行为，而任何人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影响最有影响力的人
“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一个老大难，但‘老大’一出面就不难。在党校这个领导和‘老大’非常集中的地方开展艾滋病防治培训，对推进整个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沈洁说。
靳薇还有一个“野心”：在中央党校和各省市党校的支持下，靳薇将中央党校的艾滋病培训模式推广到了22所省市级党校。其中，有15所党校在培训前后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少数学员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
同样是前述的官员，培训结束后回收的2500多份调查问卷表明，官员们的艾滋病知识和观念均有了明显变化。其中，知道目前仍没有艾滋病疫苗的比例增加了四成多；不同意“将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与健康人群隔离”、当下属感染时“替其保密，允许其继续工作”，以及认为艾滋病防治与自己工作“有关系”的比例均增加了一成以上。
据靳薇介绍，不少党校曾经担心艾滋病培训在官员中引起反感，但官员们的评价大多不错，有位甘肃学员就说，他一开始以为组织上关心“小我”的健康，后来才知道是关心“大我”的健康。
在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看来，党校开展艾滋病培训不仅是为了艾滋病防治，“我们在中央党校和省市党校开展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倡导活动，目的在于让各级政府官员提高处理公共卫生危机和其它社会危机的能力，提高管理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
让人觉得沉重的问题
在河北省党校参加培训的学员中，既有一些高校的领导，也有一些县市或厅局的领导。有些高校领导表示以后要在年轻学生中进行培训，而县市或厅局领导却大多没有下文。
类似情况在其它省市也普遍存在。靳薇说，政府官员艾滋病相关信息的知晓率提高了，当然值得高兴，但决策行为改变方面的成效仍然微乎其微，“这是让我觉得沉重的地方”。她认为，官员在决策时要考虑多种现实问题和利益关系，“这是他们内心彷徨的原因”。
河北省党校王宇飞教授也分析说，许多省市在主要领导政绩考核内容中，并未列入公共卫生、环保等指标，考核体系也不够科学和完善，艾滋病问题成为一些领导干部工作的“盲点”也很自然。
更有甚者，一些地区仍然将艾滋病疫情当作核心机密。一位党校教授说，她所在城市的很多官员都不知道本地已经出现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而某省党校的一位教授去省卫生厅了解艾滋病具体疫情时，被告知此乃“核心机密”。
“中央政府已经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公开疫情，但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仍然在对公众隐瞒疫情。”靳薇说。
某省党校一位教授还提到，有的领导对防治形势很清楚，也向有关部门申请到了深入开展工作的资金，但投资单位对资金却缺乏严格管理。
靳薇并不奢望几个小时的报告和研讨就能让官员们的态度和行为发生彻底转变。但她补充说：“教育不是万能的，不教育是万万不能的。”
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李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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