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在筹建的联络站还有: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和德国，计划设立的联络站有:匈牙利、叙利亚、保加利亚和印度。通过该部，1942年共产国际共收到各联络站发来的电报5300份，仅1943年1-4月就有3586份。[57]即使在准备解散共产国际的过程中，第一部的日常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直到6月下旬，还不断有共产党员、地下工作人员和物资被派送到各欧洲被占领国或游击区。[58]

从开始筹备解散共产国际之日起，共产国际机构和人员的命运便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5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了与共产国际解散有关的一些组织机构问题。关于对各国的无线电广播，所有与会者均表示应继续发挥各民族广播电台的职能，因为该电台正在对于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提供着真实信息、政治指导和心理支持。关于各国党的国外局，季米特洛夫列举了苏联境内的兄弟党国外机关及成员后，多数与会者赞同:有必要利用现有技术装备维持境外机关与本国党组织的联系，否则，敌人便会在当地建立类似的虚假机构来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关于“苏普列斯”通讯社、外文出版社、共产国际和各党的档案资料以及图书馆，与会者均主张保留，但其归属问题由联共（布）中央决定。负责培养各党干部的党校在本期培训结束后关闭，《共产国际》杂志也在本期出版后停办，以后是否继续，交由联共（布）中央考虑。至于云集在共产国际的各国干部的去留问题，也由联共（布）中央决定。季米特洛夫最后总结说，共产国际的这些职能均应以某种形式予以保留，而在新的形势下按联共（布)中央的系统予以安排。[59]5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将会议记录发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60]5月31日，季米特洛夫等人与马林科夫商定:保留对各国的广播，对有关国家的广播交由相应的共产党国外局负责；保留“苏普列斯”通讯社，由联共（布）中央监管；保留联络服务处（电台联系、护照技术等），归属和管理问题待定；图书馆改为马恩列研究所分支机构；档案移交联共(布)中央；外文出版社继续工作，作为联共(布)中央的一个单独出版社；各国共产党干部的工作由联共(布)中央负责安排；其他经济实体移交联共（布）中央秘书局处理。[61]到7月中旬，有些机构的归属又有所改变:所有经济实体，其中包括位于罗斯托基诺的两幢大楼，均移交联共(布)中央事务管理局，“苏普列斯”通讯社转交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特殊技术部门移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党校和无线电学校解散。[62]

1943年6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设立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Отде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按照季米特洛夫的解释，为了不让敌人利用该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这一事实，任命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为部长，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本决议不予公布，而该部的工作将按内部工作制度予以组织和实施。[63]12月27日又作出进一步决议，组建联共（布）中央国际报部（Иностранный отдел），任命季米特洛夫为部长，马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将原共产国际的所有对外联系工作均集中到国际部统一管理；委托莫洛托夫负责国际部的领导工作。[64]

1943年7-8月，相继成立了隶属于国际情报部（国际部）的205研究所和100研究所，分别接管了共产国际原机构的业务。205研究所负责广播和宣传工作，每天出版数十种小册子，并使用28种语言对47个国家进行广播（1947年），前共产国际报刊和广播部负责人格明杰尔任该所领导人。100研究所是在共产国际第一部的基础上组建的，领导人仍是莫洛佐夫，该所负责同各国共产党进行特殊联系，并向境外输送武器装备、医疗器械、药品、宣传品和其他秘密材料，同时负责为各党培训干部。此前还组建了99研究所，主要负责在战俘中开展工作。[65]由于季米特洛夫有病在身，国际部在机构设置和工作安排直到1944年6月才最终确定下来。根据呈送给莫洛托夫的报告，该部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对境外的宣传和反宣传工作；同各国反法西斯活动家和组织保持联络，并对他们给予支持；帮助苏联的工会组织、文化组织和科学研究机构发展和巩固与盟国、中立国相应机构的关系；向联共（布）中央提供国外反法西斯组织和活动家的情报；培训和监督在苏联或国外工作的国际主义者。[66]

的确，正如俄国学者所说:“共产国际1943年5月前的工作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拥有了更大的规模”。[67]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认为联共（布）中央国际报部或国际部就是共产国际的继续。从国际部所担负的任务看，基本上都是与战争期间反法西斯斗争相关的事务，而与作为共产国际宗旨的革命主张已经没有关系。至于说共产国际的机构和功能，早在战前已经沦落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国际部在某些职能上取代了共产国际，也只是承认了一个现实而已。如前所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几次谈到解散共产国际是一次认真的行动，应尽量避免人们再想起这个机构。这说明，从本意上讲，斯大林决不想让西方看到共产国际组织在苏联的复活。为了在苏联抹去共产国际的一切痕迹，斯大林甚至注意到许多细节:1920年得名的“共产国际路”（лу。 Коминтерна），现在已改名为加里宁路（лу。 Калинина）；一直作为苏联国歌的《国际歌》，现在也被取消，而仅留作党歌了。

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表面形式，从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动机可以看出，这一决定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从战略的角度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而这一主张恰恰是建立共产国际的初衷。从国家层面看，斯大林在其掌握权力后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保障苏联的安全和发展，输出革命和鼓动造反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方式，但是在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这种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即使提到革命，也不过是顾及意识形态延续性和鼓舞人民士气的一句口号。斯大林已经考虑并正在准备让苏联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国际社会，加入一个既有约束力又能提供机会的体制，而加入这个体制的方式和前提是放弃革命的传统。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的著名对话中一语道破天机——丘吉尔坦诚地对斯大林说，“在1919-1920年时，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回答说:“现在世界不会再吓得发抖了”，因为“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69]

第二，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失去了从组织上指挥各国共产党的合理依据，虽然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国外局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两年左右），但是随着战争结束，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返回国内领导本国的重建工作，国外局和国际部陆续被取消，而让位给对外联络部。通过这个机构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根本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提并论。否则，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斯大林也不会想方设法去组建共产党情报局了。至于共产党情报局的功能和效用，以及在此基础上斯大林所设定的苏联冷战战略的本质，则是笔者准备继续讨论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5月19日夜，斯大林召集苏联领导人开会。显然是想推卸责任，斯大林在对决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时特意指出:需要说明，解散国际的问题是一些支部在战争期间提出来的。会议商定:要预先告诉各支部，将要公布这样一个决议；决议应在10天后公布；公布的决议要由联共（布）中央主席团成员日丹诺夫和马努伊尔斯基签名；收到各支部中

在希特勒启动巴巴罗莎计划的第二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紧急召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据季米特洛夫的观察，与以往人们的传言不同，斯大林表现出“出惊人的平静、坚定和信心”。谈到共产国际的工作，斯大林指出，各国党应就地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而不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目前，共产国际不应公开出面。季米特洛夫按照这个精神向各国党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全部力量保卫苏联。书记处还决定“立即调整共产国际机关的所有工作，竭尽全力帮助联共（布）和苏维埃各级机关”。[14]6月24-26日，共产国际电示瑞典、英国、法国和美国共产党，严厉批评把苏德战争说成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的错误认识，强调指出:苏联进行的是卫国战争，而“并不想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任何人”；关于世界革命的说法只会“妨碍所有反希特勒力量的国际团结”；英共必须放弃一切对丘吉尔政府的攻击，而法共则应该与戴高乐抵抗力量合作。[15]7月初，共产国际再次提出了在各被占领国家建立民族统一阵线的问题，而且强调“共产党人在民族阵线中不要提领导权的问题”。[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