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认为，在提出这一问题时，应该强调:“在现阶段，各国共产党必须作为独立的本国的政党来发展。在今后的阶段中，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国内的蓬勃发展将使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更牢固、更广泛的基础上获得新生。”此外，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匆忙行事”。他们还为解散共产国际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即（1）使反共产国际公约失去其基础；（2）打掉资产阶级手中的重要王牌:共产党都是服从于某国外中心的本国的“叛徒”；（3）各国共产党将发展成为真正的本国人民的政党；（4）吸引更多的工人积极分子入党。[13]

由此看来，使斯大林感到共产国际应该解散的最初动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各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径和方针、政策围绕莫斯科的意图左右摇摆，其结果不仅使共产国际的威信和作用受到极大损伤，成为各国政府攻击的目标，而且把各国共产党搞得晕头转向，失去信心，而这种组织形式最终带给他们的只能是伤害。第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使人们根本看不到世界革命的前途，无论是与英法结盟，还是与德国联手，苏联都必须借助于一种资本主义的力量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共产国际因此很难再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作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共产国际存在的逻辑基础已经动摇。至于苏德秘密条约的签订，虽然给莫斯科带来了眼前利益和脱身于战争的短暂时机，但是，却在道义、信仰以及国际力量的聚合等方面从根本上打击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这样的情势下，斯大林不得不考虑脱掉这件无用的外衣。尽管6月21日希特勒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共产国际的工作部署，但是，这场以保卫苏联为中心的战争开始以后，一方面共产国际的重心已经完全转向民族国家利益，世界革命自然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苏联与英美在反法西斯基础上建立的联盟，随着战争的进程有不断加强和长期化的趋向，共产国际已经成为莫斯科推行其对外政策的严重障碍，于是，斯大林决心踢开这块绊脚石。

斯大林解散国际的双重考虑

显然，一切有关革命的提法都与共产国际的基本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却同战时与西方结成联盟的政策背道而驰，并且随着战事发展，越发显得不协调。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的参战，更加推动了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于是，对那些实力日渐强大而使本国政府感到威胁的共产党，共产国际也更加发挥了约束作用。对于中国，1941年底共产国际确定的任务是:“促成和调解中共和蒋介石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中国军队能够对日本人发动大反攻”。1942年6月6日，季米特洛夫指示毛泽东，面对国民党的挑拨，中共应以“宽容的胸怀”，“作出应有的让步”，还指责周恩来在重庆与反蒋力量秘密接触的做法。后来，共产国际又多次建议中共领导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以解决合作问题，应当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7]对于各国共产党借助民族解放战争实现革命转变的意图，共产国际予以坚决制止。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8月8日给南共领导人铁托和卡德尔的电文中指出:“你们领导的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者力量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不是无产阶级斗争，这一点应该牢记”；在1943年2月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中国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同盟“不应只是日本共产党的组织，而应是日本反法西斯人士的组织”，其纲领提出的“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是根本错误的；在3月2日给波兰共产党的电报中强调，他们的目的应当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而不是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对一系列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下达了类似的指示。[18]

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是共产国际最困难的时期，在对各国共产党的方针表示不满的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身也处于涣散和萎靡不振的状态。1941年10月，由于战火漫延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机关被迫迁移到乌法，而季米特洛夫则与苏联政府一同转到古比雪夫。季米特洛夫不仅把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人员精简至150人，还建议“没有必要公开强调共产国际”，一切工作和公开活动“表面上都应以其他名义（如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来进行”。[19]此时斯大林忙于战事，已经顾不上共产国际了。在乌法的工作人员也是情绪低落，无所事事。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努伊尔斯基1942秋在一份《关于书记处工作》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国际书记处不再召集会议，日常工作无人负责；哥特瓦尔德整日喝酒，多列士非常自负，伊巴露丽·多洛雷斯经常拖延文件的办理；机关工作人员纪律松懈，往往自行其事，经常出现不服从上级指挥的情形；不少意大利人对工作敷衍了事，经常有无知和不礼貌的举动，等等。[20]

看来共产国际确实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甚至西方盟国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1942年底，罗斯福派人到苏联驻美使馆，明确建议莫斯科解散共产国际。[21]而最后促使斯大林下决心解散共产国际的，正是出于莫斯科对战时同盟关系可能破裂的担心，以及对战后同盟关系得以继续的期盼。这表现在战后世界安排和开辟第二战场两个问题上。

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英勇抵抗逐步赢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尔这位当年呐喊着要通过武装干涉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著名反共高手，则率先表现出“不计前嫌”的政治家风度。然而，随着战事不断向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苏联与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之间的矛盾却不断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战后世界安排方面出现的分歧。尽管苏联声明接受《大西洋宪章》的条款，并保证给予各民族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力，[22]但该文件签署时没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见的做法，无疑是对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1942年1月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则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研究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种种问题。[23]

不过，在一些直接涉及苏联安全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此前已经有所考虑。早在1941年12月红军第一次转入反攻之后，斯大林便向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阐述了战后在欧洲重构边界，与英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