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大胆猜测一句，现代史中如周作人下水认同北平日人统治，也未必没有这样的心理理由。文化自矜者转折为政治认同，并不少见，从历史到现实，充塞于途。至于是三年食薇，还是当年即止，反而并不重要。

二是历史文化本身的结构组成。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究竟为“经”，还是为“史”，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从可见的文献记录看，世界民族之林，也只有中国文化有完整的历史记载，“二十五史”历历在目，没有一朝一代中断。如果说“六经皆史”，对内定位于王朝正朔，对外定位于“夷夏之辨”，那么这个“二十五史”的承继线索却有一个逻辑上的尴尬:每当异类入侵成功，建立政权并表示承认被入侵者的悠久文化，这个文化大国很快放弃抵抗，回报以政治认同，将新立之“夷”确立为新“王朝正朔”；此后，再从这一新确立的政治认同中，产生新的“夷夏之辨”，对新的外来者展开又一轮难以持久的抵抗，如此周而复始，构成“二十五史”的从不中断。当异族入侵时，历史文化确曾激励了当时人的抵抗，但到后世修史时，其实并不强调对“夷夏之辨”的忠诚，更不鉴别前朝统治的文化出身，而是以是否有效确立政权为准:十分犬儒地承认政治层面的既成事实，奉新“夷”为新正朔。比如，很少有人质疑二十五史中的元史、清史合法性，按照贯注二十五史的“夷夏之辨”，在修此类朝廷历史之前，应该有一个必须叩问其历史文化出身为“夷”为“夏”的前提。如果不经文化鉴别就将这样的夷狄政权列入正史植入庙堂，应该说，每一次盛世修史，都有可能是一次历史文化的背叛，有一种国家组织“文化汉奸工程”的可疑气息。十分反讽的是，认真看待从一而终气节坚贞的王朝，反而是那些被视为夷狄膻腥的外来统治者，如乾隆曾独辟一种新的历史编纂体例“贰臣传”，将背叛明室归顺清廷的一百多名官员打入另册，以示不屑。而汉族修纂前朝史，则并不认真看待“夷夏之辨”，以至一部二十五史，常有“夷狄膻腥”窜味其中，且位居王朝世系之正统。将民族主义锚泊于如此历史文化，其内在结构岂不是暗含有颠覆性矛盾？我们不能说这样的历史文化是鼓励人做汉奸的文化，但至少应该承认其内部结构存在着很尴尬的矛盾，有如此结构，却要求这部历史文化的承载者时刻保持“民族气节”，实在是强人所难。出现上述从文化自矜到政治犬儒的反复转变，虽不能说是一个分币的两面，但也应该承认自有其尴尬逻辑。尴尬的逻辑也是逻辑，虽不能满足思维的同一律，但在历史过程中却是一个客观存在，能帮助一代又一代人画圆一个接一个的怪圈。

退一步说，从王船山到顾炎武，再到黄宗羲，如果后人只守一个道德标准，那也可以如此责备:正因为黄宗羲对“夷夏之辨”不够坚决，故而到黄宗羲这里果然出现变节行为。但根据文化民族主义的这一要求，黄宗羲又能抓住同样的理由反驳王船山式的坚拒自闭:正是为了贯彻“夷夏之辨”，我不惜自污，以换得历史文化的“话语权”。我们读一六七九年他送学生赴京修《明史》，确实留下了这样的心迹: 是非难下神宗后，底本谁搜烈庙终。 凭君寄语书成日，纠谬须防在下风。（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