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知于10月15日再到香港，16日与萧振瀛会晤称:日方最高会议决定，中日停战协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协定，但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必须有7项谅解:1.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2.中国政府之调整；3.伪组织之收容；4.满洲国之承认；5.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6.日、华、满经济提携；7.战费互不赔偿。

这7项“谅解”表明，日方虽然声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但顽固地要求中国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并且狂妄地要求中国政府改组。

10月18日，何应钦复电指示:日方所提“谅解”，前四项都是“干涉中国内政”。“若行政不能独立，无异等于亡国万不能承认。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必续谈”。关于第五项，何应钦认为，日方仅提“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国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国。如其有诚意，则其宣言必须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决不能将行政二字删而不提也”。关于第六项，何应钦称:中日经济提携，必须在恢复原状后方可商讨。他表示，“我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言”。日方有无诚意，以10月20日为期，过此即作罢论。

萧振瀛对和谈前途抱有某种乐观，而蒋介石则一直心情矛盾，举棋不定。9月27日，蒋介石研究和议的弊害，认为可能出现三种状况:一是停战后日方不撤兵或不交还华北；二是共党扰乱，不从遵令；三是英美不悦。蒋介石称之为“皆应注意”的“三害”。然而，就在此后的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应为大亚湾——笔者注）登陆。13日，攻占河南信阳。日军的这两次军事行动使蒋介石强烈怀疑日方的和平诚意，决心坚持抗战。

蒋介石日记云:“倭既在粤登陆，无论英国对倭是否妥协，我应决心持久抗战，使其威胁作用失效，卒致欲罢不能，更勿以国际外交而影响我作战方针。余三年前早有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之准备，况平汉、粤汉两路以东地区抗战至十五月之久，而敌犹不能占领武汉，则以后抗战必更易为力。敌军侵粤，实已促成余第三步之计划矣。”

此前，蒋介石早有利用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解决中日一切问题的打算，日军侵粤，战区扩大，不仅让蒋看到了日军陷入被动，会出现更多的“灭寇良机”，而且让他感到，英国与日本妥协的可能性将会减少，召开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共同对付日本希望大为增加。

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称:“敌既在粤登陆，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此时，进行多时的武汉会战已近尾声，预定打击日军的计划已经完成，为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决定自武汉撤退，并开始草拟《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24日，蒋介石接受各将领要求，离开武汉。次日，下令对武汉若干要害地区进行爆破，以免为日军所用。

30日，蒋介石命何应钦转令萧振瀛，停止和谈，返回重庆。同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要他们考虑对日宣战的利害问题。电称:“今后沿海各口既全被封锁，故我对于海外交通，不再有所顾虑。若我宣战，则美国必实行中立法，可断绝敌人钢铁、煤油之来源，实于敌有害也。又我如宣战，对于国联及各国关系，均应精密研究，切实探明，望即令我驻外各大使全力进行。如何？请核。”

31日，《告全国国民书》正式公布。该文说明抗战根据地，不在沿江沿海，而在广大、深长之西部诸省。武汉会战予敌重大打击，任务已毕，目的已达，现决定放弃武汉，转入主动有利之地。文称:“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惟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

文末，蒋介石号召国人“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悲壮、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文告发表后，蒋介石很满意。11月1日日记云:“《告全国国民书》自读之，觉为最近第一篇文字，必使国民感悟持久抗战之意义，且使敌国知所畏惧。”

大概当时主和派对发表此文有意见，12月2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